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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跳出中國語境，激進地明令禁止，還不如切實地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權利意識，如何把處理性騷擾，以及保護學生的合法權利，先落到實處。

　　近一段時間，有關高校師生的桃色新聞可謂頻現。高校“師生戀”當然不應該提倡，但是，有高校教授據此在媒體撰文提出，需要“明令禁止”師生戀，從理性的角度，我個人覺得不能必然成立。

　　“明令禁止”的出發點，針對的是現實存在的桃色新聞、潛規則、性騷擾等不良現象。這方面的禁止，是對的。而且，作為高校教師，要求也許應該再苛刻一點。比如，把公序良俗納入考量，婚外戀應該禁止。但是，如果教師本身單身，限制其戀愛自由似乎就有點矯枉過正。因為戀愛本身應是個人的天賦權利。如果因為丑惡現象的存在，而率然否定這種權利，有點像將嬰兒連同洗腳水一起倒掉一樣不合情理。

　　事實上，中外歷史上都有師生戀的佳話。有名的，比如沈從文之與張兆和，還有魯迅與許廣平。而在西方，則有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婚姻和戀愛的要義之一，是共同追求的強烈吸引，因此而產生的彼此愛慕。從這個角度，師生戀盡管稀少，并非沒有存在的基礎。法律的要義，是疑罪從無。寧可放走一千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明令禁止”，則似乎與此精神背道而馳。

　　當然，應該承認，“明令禁止”的提倡，并非全無理論基礎。在美國的大學，的確有禁止師生戀的普遍規定。這一規定，直接產生于美國女權主義的相關理論，女權主義強調任何不平等關系中權力的作用。同時它還有性騷擾在美國大學校園普及的現實基礎。

　　如果了解美國相關規定的來龍去脈，那么，能否簡單移植至中國語境，是一個問題。要知道，女權主義只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遠未達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識標準；美國大學的相關規定，也與女權主義在西方的強勢地位有關；而中國有自身的傳統，男女對戀愛的理解，客觀上植根于這種傳統，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事實上，西方的操作也遠比理論復雜。我曾經在美國杜克大學訪學，為寫這篇文章，也專門向杜克大學的資深教授求證。他一方面承認相關條款的存在，另一方面卻也指出，“這類關系難以確定是否涉及權力利益關系，一般是不告不理。即學生上訴，校方受理的方式，與性侵性騷擾性歧視案件的申訴處理方式相同”。

　　中國的另一種國情，是處理方式簡單粗放。設若脫離現實語境而先出臺“明令禁止”，如果得不到嚴格執行，那么，原先的性騷擾性侵現象還會依我故我，而真正的戀愛，盡管少量，卻被扼制，正如嬰兒倒掉了洗腳水卻還在。誰能保證不出現“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悲劇？

　　因此，與其跳出中國語境，激進地明令禁止，還不如切實地思考，如何提高學生的權利意識，如何把處理性騷擾，以及保護學生的合法權利(不只限于性騷擾)，先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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