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國家的一些國際評級機構每年對世界上主權國家的信用狀況進行評級，受到廣泛關注。如果國際評級機構對某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不斷下調，極可能會降低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該國經濟的信心，甚至引發經濟波動。一個例證是，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公司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后，希臘陷入更深的債務危機。

　　西方評級機構對主權國家進行信用評級，建立在話語霸權和知識霸權基礎之上。西方國家主導的知識霸權的主要特點是：給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的外衣，通過發布機構的民間行為體現西方國家意志。在“科學”和“價值中立”的外衣下，西方國家利用所謂的民間組織來推銷和傳播其意識形態，影響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選擇，甚至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這種知識霸權的邏輯之下，信用評級就成為西方國家手中的重要工具。這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出現的新現象。傳統主權學說認為，國家具有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主權，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法挑戰國家的絕對主權和自主性。然而信用評級事件表明，西方用評級工具很容易打擊其他國家苦心進行的國家發展構建。在經濟全球化和網絡信息化時代背景下，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所發揮的實際影響往往受到制約和限制，而知識霸權恰恰能夠發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霸權能夠破壞對方的知識信念和發展信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比硬實力霸權更具殺傷力。

　　今年，穆迪、標準普爾公司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對此應理性看待、積極應對。從評級本身看，國際評級機構是基于主權國家以往的經濟表現，并結合自身偏好作出評級，評級結果往往具有滯后性和片面性。從評級背后的邏輯看，這些評級機構獲得西方國家資金支持，難免因追逐自身商業利益而受到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因素影響，使評級結果有失公允。

　　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該培育出自己的有權威性的評級機構，與西方評級機構展開知識競爭。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自己的信用評級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也培育出一批評級機構。不過，中國目前的評級工作重點集中在企業信用評級上，較少涉足對其他主權國家的信用評級，而且評級的權威性有待提高，評級工作和結果在世界上還不具有足夠的影響力。

　　針對西方的評級霸權，中國可以采取官方不予理睬和非官方積極應對的組合應對策略。比如，可以鼓勵大學或民間智庫進行世界范圍內主權國家信用評級，并進一步提升評級的科學性和公正性，打破西方的評級霸權，更多展示發展中國家的立場。

　　西方信用評級行為及其背后的知識霸權，在國際社會中構成了一種制度性話語權。發展中國家應樹立知識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一自信建立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和成功發展實踐上。在樹立自信的基礎上，著力加強軟實力建設。未來世界競爭更多是知識競爭、標準競爭和數據競爭。盡管中國近年來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大幅提升，但我們在知識、標準和數據的軟實力建設上還需要作出更多努力。這些都是未來中國制度性話語權構建的重要內容。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