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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賓一小伙因公安局失誤，身份信息被誤錄入禁毒違法人員數據庫，導致其在出行中屢屢遭到麻煩。對公安局的失誤，有關人員表示，基層派出所有錄入的權限而沒有修改的權限，修改需要報請公安部修改，頗為麻煩。（6月12日中國新聞網）
　　
　　公安部門錄入錯誤固然是一次失誤，但在批評這種失誤之余，我們不必苛責錄入錯誤之后的修改難。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嚴格的管理規范確實有其必要。試想，如果沒有嚴格的修改流程，每一個派出所的相關人員都可以隨意修改公安系統數據庫，那么不僅數據庫的權威性無法保障，而且可能引發個別人員違法濫權的現象，所造成的混亂無序可能要嚴重得多。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頗有些不近人情的管理制度是公權力部門為規范權力的運用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也是其維護社會安定而必需的制度約束。
　　
　　但是，為保障公權力不致濫用而采取的必要管理規范，有時卻侵犯了個體的合法權益。就以此事而言，為保障公安系統數據庫權威、公正而采取的錄入、修改管理規定卻使得一個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很難得到救濟。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權力的規范如何與個人權利救濟達成必要的平衡，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既重要又難辦的問題。言其重要，是因為自從公權力誕生以來，這一問題就如影隨形，浮現于整個歷史的長河中。言其難辦，是因為公權力的價值與個體的權利都有相當的重要性，任何一個遭受侵害都會引發災難性后果。
　　
　　首先，我們必須要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即不能將個體權利的受損視為公權力為實現其價值與目的的必要“犧牲”。公權力固然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障公共秩序為目的，但是其維護與保障行為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個體的頭上。那種以犧牲少數人的權益為代價而換取大多數人福祉的行為，最終必然會走向對公共利益與公共秩序的侵害，鮮有例外。換句話說，應該讓每一個公民在每一項權利中都感受到公權力守護正義的價值。
　　
　　但現實往往事與愿違。公權力在其運用的過程中侵害個體合法權益的事例并不少見。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時這種對個體權益的損害，并非因為公權力的濫權，而恰恰來自于公權力為保障其公正必要的規矩。
　　
　　所以，在公權力普遍性管理規范下，為個體權利建構必要的特殊救濟渠道，就很有必要。而且，這種特殊救濟渠道應該成為普遍管理規定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應該是制度性的。舉例來說，在公安部建立信息數據庫錄入管理規范的同時，就應該同時制定出錄入錯誤的救濟措施，方便在發生錄入失誤時及時糾正錯誤，保障個體權利不因失誤而受損。
　　
　　不能一味等到個體權利遭受損害時才有遲到的救濟，甚至不能在個體權利遭受侵害時無法救濟、難以救濟，畢竟這對于公權力來說或許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失誤或BUG，但對個體來說卻意味著生活的極大麻煩，權利的極大減損，甚至可能會影響其人生的路徑。
　　
　　必要的、制度性的救濟渠道不僅是公權力“溫度”的體現，公權力人情味的折射，以及公權力部門糾錯態度的閃現，更是對公權力治理能力的考量。因為對于公權力來說，普遍性的治理比較容易把握，而特殊性的救濟則需要更精細、更高水平的治理手段。
　　
　　保障公益而不侵凌私人利益，維護社會公正而能及于個體，對錯誤能及時糾正，對權利損害能及時救濟，這才是公權力應有的治理姿態。
　　
　　文/岳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