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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棋院《圍棋》月刊，起到了向為愛好者傳播“福音”的作用

　　韓國現代圍棋史-大眾圍棋觀的轉變和提高

　　1945年解放后，韓國圍棋人口不過兩三千人。為什么如此少呢？圍棋本來是有閑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專享之物，韓國圍棋人口從這個底子出發，70年代達到100萬，80年代末已估算為500萬，增長速度實在讓人驚異。圍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有其客觀上的要因，而主觀上也不是一蹴而就，即僅靠一時的努力不可能促了現在的這個成就。

　　游戲的“無用之用”，即內在于圍棋本質的，技和藝相調和，對人格修養有助益的“有用性”如果不符合20世紀現代社會，圍棋不可能得到擴散和增長。

　　但是，歸根結底，還需要一代一代人為此作出努力。趙南哲先生及他的同仁棋士們，是如何把大眾對圍棋的偏見扳回來的呢？即不再把圍棋視作不入流的“雜技”類，而是看做“有用”的游戲？

　　1967年《棋界》雜志10月刊，趙南哲先生撰寫了標題為《未來新的夙愿》的刊首語。趙南哲先生文中說：“8.15解放至今的二十余年時間里，圍棋人口爆炸性增長三百倍，達到今天的百萬數，形成為一個大集團。（中略）關于進一步普及的問題，我們暫且交給自然的發展（中略）。。。首先我們務必要培養出名副其實的圍棋‘名人’。其次，普通棋迷的圍棋觀，或如對圍棋的再認識，總之有必要樹立精神層面的新氣象。”

　　即趙南哲先生把改變大眾圍棋觀的重要性，等同于培養“名人”。趙南哲先生深刻地，如果不改變大眾對圍棋的認識，圍棋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當時傳播圍棋最大的障礙在于，無法準確向大眾說明“圍棋是什么”。但是如果沒有給出答案的正確的主體和渠道，任何努力都是做無用功。

　　趙南哲先生首先明確了能給出答案的主體，即職業棋士。1964年，韓國圍棋正式劃分職業和業余，開啟了職業棋士制度。即由職業棋士來規范圍棋觀、圍棋態度，揭示的圍棋本質屬性。而渠道，選擇了報紙。即把棋譜和圍棋故事刊登在報紙上。

　　韓國的報紙，50年代起偶爾刊登圍棋，而60年代大部分報紙都開辟了，哪怕是豆腐塊大小的圍棋欄。圍棋作為“技和藝”，從“雅舍”走出刊登在報紙時，方被大眾接受為“積極”的。報紙成為了無可比擬的，改變大眾圍棋認識的最有效的工具。報紙，本身就是被大眾認可的，積極的載體。即大眾認可報紙為共同體的信息源，具有權威和正當的屬性。而圍棋登載在報紙，就具有了公共性的價值，進而被認可為是“積極的”。

　　1967年《棋界》8月刊，登載了“韓國棋壇，前途光明”的座談會內容。與會者都相當具體地談到了報紙所具有的力量。

　　權熙哲（漢文學家，韓名人戰觀戰記者）：“大田的《中都日報》也在刊登‘妙手解題’，而寄稿答題的人還喜歡參與別的欄目的話題，使得‘圍棋專欄’越來越重要了。”

　　趙南史（韓著名劇作家）：“的確如此，圍棋欄給予讀者參與報紙內容制作的認識。不是被動讀郵遞員投來的報紙，而是希望良好互動，交換意見，所以圍棋在報紙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了。現在，一天不刊登圍棋，總覺得報紙缺了點什么。”

　　崔相斗（財界人士）：“韓國棋手參加日本東京的國際業余比賽獲獎歸來后，金成洙先生就在宅邸開歡迎會設宴款待，這也說明對圍棋的認識正在改變。”

　　總之，報紙提供了讀者和圍棋交感的平臺。這種“神交”甚至產生了比具體面對棋盤更好的效果。報紙作為公共權威向大眾推薦圍棋，而讀者答以和報紙互動。同時，報紙刊登圍棋又提高了職業棋士的身份屬性。社會的認識，就是公眾、大眾對少數群體的積極或否定的認識。“以圍棋為業的人”，社會對少數“職業棋士”的認識，其改變的程度恰如受報紙影響的程度。

　　在報紙影響力的基礎上，圍棋專業雜志的創刊，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5年創刊的《棋苑》，后更名為《棋界》，現叫做《圍棋》的雜志，向大眾傳播“專業的圍棋世界的存在”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文字傳達“天意”，祖先的教導，而上古的口傳最終鍥刻于巖石，文字的權威性相當于天。報紙和月刊《圍棋》，刻畫了圍棋世界的正統性。而職業棋士們以身作則，向大眾示范圍棋。60年代末，韓國棋壇的新聞棋戰達到了七個，《圍棋》雜志的發行量，也增加了兩倍。

　　大眾的認識，實際就是“偏見的動員體系”（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大眾的意見，始終在變化，只要認識加深了，就會發生變化。70年代中期，趙治勛在日本的活躍當然是通過報紙和雜志被大眾家喻戶曉。圍棋的社會價值，隨大眾認識的轉變而提高，又迅速傳播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