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文保陷入困局的根本在于我國文物行政機構的倒金字塔結構,編制最完整、人員最多、資金保障最充分的是國家文物局,省、市、縣逐級縮水。只有改變這種體制結構,才能使基層承擔起艱巨的文保任務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明代權傾朝野的大太監王振在自己老家修了一處家廟,然而,幾百年后,這座已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玉泉寺已經成為一座“破廟”,隨時面臨倒塌風險。《法制日報》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由于缺乏有效的修繕保護,基層文物逐漸破損甚至慘遭人為破壞的現象頻頻發生。事實上,就在玉泉寺坐落的河北省張家口市,這樣的新聞已屢見不鮮。

　　相關專家表示,由于基層文保力量薄弱,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遭遇“軟著陸”,一方面已處“風燭殘年”的歷史文物急需修繕保護,基層文保形勢日益嚴峻,另一方面基層文保工作卻陷入缺錢少人的困境。在相關立法沒有及時跟進的情況下,需要地方吸收社會力量加大文物保護力度。

　　文物風燭殘年乏人問津

　　2013年,國務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境內新增項目達12處,僅該縣“國保”單位總量就達到21處。令人遺憾的是,張家口市成為“文物大市”的同時卻并未成為“文物保護大市”。

　　位于蔚縣境內的玉泉寺就在這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時,盡管寺廟屋頂已有破洞,但大殿內壁畫仍然十分壯觀。然而,貼上“國保”標簽的玉泉寺并未得到修繕。如今,屋頂的破洞依舊,寺廟院落中房屋盡倒,墻上布滿裂縫,殿內壁畫被污泥覆蓋。

　　早在2010年,由于缺乏保護,同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蔚縣南安寺塔被盜,不法分子挖地道進入塔基地宮,將保存在地宮中長達千年的文物洗劫一空。

　　“國保”單位尚且如此,其他文物處境更加不堪。2011年,位于張家口市懷安縣的河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一大型漢墓群遭遇瘋狂盜竊,留下密密麻麻的盜洞；有近800年歷史的張家口宣化古城墻極大破損的同時,遭到非法取土、開挖、垃圾圍城等人為破壞；今年7月,一男子在張家口市懷來縣大營盤長城踹踢殘城墻,并掰踢掉兩塊墻磚……

　　類似的事件在河北其他地方也屢有發生。位于石家莊市井陘縣的河北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千佛崖石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頻頻被盜；2014年,保定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賢良祠的標志性石碑遭到破壞,碑身與碑座分離,碑座淪為垃圾池一部分；2010年,石家莊市正定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王士珍故居被改造成飯店對外營業,相關文物處于煙熏火燎中。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卻在自然耗損和人為破壞下危如累卵。有數據顯示,近30年來,全國已消失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更多的文物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尤其是位于基層的田野文物更長期處于無人問津的局面。

　　基層力量薄弱缺錢少人

　　對于玉泉寺的問題,負責蔚縣文物保護工作的蔚縣博物館館長李新威向媒體表示,2014年當地向國家文物局提出保護維修的立項申請。目前,保護修繕工程方案尚未得到國家文物局批準,按照國家文物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蔚縣方面無權對玉泉寺進行修繕保護。預計明年批復會下來,明年中旬大概就能開工修繕。

　　不過,蔚縣博物館工作人員劉偉表示,資金不到位是玉泉寺難以修繕的原因之一。目前蔚縣財政很緊,文物保護方面所有的資金來源是國家撥款,但與之相比蔚縣的重點文物太多,難以照顧到所有。

　　不可否認的,缺乏資金已經成為影響基層文保工作的重要問題。2014年1月,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獨克宗古城遭遇嚴重火災,246棟房屋被毀,被燒毀的文物多為縣級文物。對此,迪慶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長和冬梅向媒體直言:“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由國家專門保護,省級文保單位就是省里投錢,以此類推。縣級的文物,根本就沒有資金對其進行保護。這個沒辦法。”

　　河北省長城保護的狀況證明了這一觀點。記者從河北省文物局了解到,河北現存長城區段268處、長城3000余公里,但全省只有專職保護人員118人,群眾長城保護員1000余人,諸多地方招募的長城保護員正在因為待遇低而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

　　在經費量化、主管細則等關鍵問題沒有立法明確的情況下,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在基層最終無奈“空轉”。在屬地管理模式下,出現一個頗為荒誕的現象:只有財力上相對寬裕又有較強文物保護意識的個別縣市,才能具備保護文物的條件和能力；而在更多縣市區,如果找不到將現有的文物單位旅游開發的較好辦法,就只能任其荒敗及人為破壞。

　　“地方不予人員編制,沒人來管；經費難以保障,既無法防止長城倒塌,也無法修復。對于上級文保部門來說,有時也只能干著急。”河北省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說,長城保護是基層文保的一個側面,缺錢少人成為制約基層文保的最大問題。

　　適度開放發動民間力量

　　“文物保護,重在基層。”在今年6月國家文物局和河北省政府聯合主辦的2016年中國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活動中,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如是說。此次文化遺產日的主題是“讓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生活”。不過,這對于缺錢少人的基層文保部門來說,并不簡單。

　　有專家認為,基層文保陷入困局的根本在于我國文物行政機構的倒金字塔結構,編制最完整、人員最多、資金保障最充分的是國家文物局,省、市、縣逐級縮水。只有改變這種體制結構,提升基層的文物保護經費投入、管理機構和執法機構設置、從業人員數量和專業化程度,才能使基層承擔起艱巨的文保任務。

　　然而,體制問題的變革不能指望一朝一夕。“文物保護單位不是把門關起來,對文物才是一種保護。如果沒有將文物很好地利用起來,則是陷入到了一個死胡同。文物保護可引入多種‘活’性元素。”石家莊市社科院研究員梁勇說。

　　梁勇認為,為了避免文保單位有國家撥款即活、無資金則死的境況,應該引入商業模式。“文物保護可以在保護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將一些旅游元素整合起來,探索多種利用模式,在相關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下,形成發展的產業鏈。”梁勇說。

　　但是,這種商業模式的引入必須有一個度,否則就會出現過度開發的破壞,甚至出現擅自改變國有文物保護單位用途的違法犯罪行為。此外,很多文保單位游客量并不充足,不具備商業開發價值；一些有開發潛質的地方,旅游部門負責開發,文保部門負責保護,但分成機制目前尚未明確形成；文物保護要注意整體性的保護,盡量保存歷史文化遺產周邊的整體風貌,而不是僅僅保留下歷史文化遺產單體。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問題。

　　近年來,為了解基層文保的資金之渴,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安徽省黟縣、浙江省金華市等地都出臺過允許民間“認領”文物的相關文件,相關嘗試有成有敗。

　　今年6月,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發布《河北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實施意見》,其中明確,對社會力量自愿投入資金保護修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的,可依法依規在不改變所有權和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給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權。

　　早在1997年,國務院就提出建立和完善“國家保護為主,動員全社會參與”的文保新體制。河北及其他地方發動民間力量開展基層文保的措施可以作為文物保護的一種措施,但要想讓這種方式正規化、常態化,還期待日后的相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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