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當應聲蟲——

　　在華盛頓報道全世界

　　美國媒體一直以“自由”“專業”“客觀中立”等標榜，不過國際觀察家指出，很多美國學者也都承認，美國媒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進行報道，在涉及外交事務時更是如此。這些當然都不是通過成文的法律法規規定的，而是通過新聞報道的價值觀和“政治正確”，成為普遍遵循的規則。

　　事實上，美國媒體遠非獨立，媒體要依賴政府作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之一，很多媒體因此不惜犧牲原則，以優先獲得新聞線索。《紐約時報雜志》今年5月刊發長篇報道，向公眾披露了美國白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羅茲在伊朗問題上精心操縱輿論，在專家學者、媒體中培養“應聲蟲”的內幕。文中說，奧巴馬政府精心培養了一個大“關系網”，包括官員、專家、專欄作家、報紙記者、網絡寫手和外部支持者等，他們在包括社交媒體的各個場合用來自“白宮高級官員”和“發言人”的引語來為白宮背書。白宮“透露”的信息“搖身一變”就會成為主流媒體報道。

　　在羅茲口中，一些美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報道成了一種滑稽的游戲：“所有這些報紙以前都設有駐外記者站，現在情況變了。他們打來電話，讓我們跟他們解釋莫斯科和開羅正在發生什么事。大多數媒體會在華盛頓報道世界新聞。”羅茲還稱，采訪他的記者“其實什么都不懂。”

　　羅茲的助手內德·普萊斯還自曝記者甘愿當他們“傳聲筒”的“竅門”：利用通報平臺，每個平臺都有專門與其對接的記者團，美國政府發布消息，就會有記者將這些消息“成倍放大”。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媒體成為政府塑造某些新聞事件的重要一環。《紐約時報》評論說，這種做法像是塑造了一個“奧威爾式的信息空間”。

　　今年4月，反對金錢政治的“民主之春”運動在美國國會大廈廣場持續一周，幾千人參加游行示威，每天都有多名民眾被捕，但是美國多數主流媒體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了難堪的沉默。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赫伯特·甘斯在《新聞中的價值觀》一文中，對美國國內新聞報道字里行間隱含的價值觀進行了總結，分別是“民族優越感”“無私的民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小鎮田園思想”“個人主義”“政治溫和主義”等。

　　《華盛頓觀察》高級政治撰稿人蒂莫西·卡尼認為，美國媒體的偏見是真實存在的，傷害了新聞報道的質量，加深了公眾的不信任。卡尼認為，在這些偏見中，最明顯的是所有媒體都使用“吸引眼球的描述方式”。此外，華盛頓的媒體立場傾向于華盛頓的“解決方案”。占壓倒性多數的美國媒體偏向“自由主義”，自由派的媒體人員流動也都在自由派之間進行，導致媒體從業者對保守派的觀點不熟悉。

　　大選期間，金錢政治對于新聞自由的腐蝕和傷害更加嚴重。首先，“受關注選民”受到矚目的反面，是對選票影響甚少的少數和弱勢群體遭遇邊緣化。這里的“少數和弱勢群體”不一定是經濟意義上的窮人，而是選民比例中的少數族群和政治氣候下的弱勢群體，比如亞裔雖然整體上擁有較高收入和學歷，但因為人口比例小而在選舉期間不是幾乎不被提及，就是“被代表”。很少有候選人會為了像爭取拉美裔和非裔選票那樣推出有利于亞裔的政策，而為了爭取占選民比例更大族裔的選票而損害亞裔利益的政策，倒是屢見不鮮。

　　此外，媒體報道中的黨派偏見愈加明顯，比如福克斯新聞傾向共和黨，而CNN、MSNBC則對民主黨更加友好。選民大多依賴媒體獲取信息，由于所關注的媒體不同，對議題的重要性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判斷。這種認知差異如超過一定程度，便會喪失交流和討論空間，造成民意兩極化，對政策制定和民主制度都是有害的。在社會議題碎片化的同時，商業媒體選擇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候選人的性格、外形等方面，而非重要議題上。誠然，領導人的形象氣質十分重要，但關注點的跑偏損害了公眾通過媒體獲取重要議題信息的權利。而在對議題知悉甚少的情況下行使投票權的選民，也很難對自己的決定和國家政治有信心。（鄭珮為美國伊莎卡學院助理教授，張朋輝為本報駐美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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