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等死了再辦”的難事通過花錢找中介迎刃而解，難免會給人帶來“陰暗的想象”和“惡意的揣測”——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沒有權力尋租？

　　春節前，一位網友在網上留言：父母去房產交易部門辦理賣房手續，卻因父親患腦萎縮失去語言能力而遇阻。求助工作人員，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卻被惡言相加，“等死了再辦繼承”“學會說話回答問題清楚再來辦”，最后無奈花了5000元找到中介，才得以解決。（見2月6日《人民日報》）

　　房產交易并非小事，房產交易部門從防范風險的角度出發采取審慎的態度，可以理解，可相關工作人員顯然缺乏“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意識，把制度當成推諉卸責的“萬能鑰匙”，用麻木、冷漠的態度傷害了當事人，也損傷了公職部門的形象和社會認同。一句“等死了再辦”，無形中建構了一道藩籬，加劇了百姓與公共部門的隔閡感。

　　當事人父親腦萎縮失去語言能力，不能準確、清晰地表達出賣房的利益訴求，這原本是難以改變的尬尷現實，卻因為“花錢找中介”讓不可能成為可能。房產交易的相關規定作為一種公共規則，理應一視同仁；一旦因人而異，必然影響公共規則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美國社會學家羅納德·博特認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著一些“結構洞’,用于連接兩個難以直接發生關聯的關系人。形形色色的中介，大多具備“結構洞”的功能。當然，中介是要收費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等死了再辦”的難事通過花錢找中介迎刃而解，難免會給人帶來“陰暗的想象”和“惡意的揣測”——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沒有權力尋租？如果有，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有辦事需求的百姓買單。

　　當公共規則有了人為操作空間，某些人就找到了“生存空間”。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公共規則透明公開、一視同仁，不僅有助于斬斷畸形的利益鏈條，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