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回應經濟熱點問題

　　新華社記者齊中熙、于佳欣、潘潔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６日以“政協委員談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主題召開記者會，５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就經濟走勢、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等熱點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厲以寧委員：凝聚力量爭取更好結果

　　在回答關于今年經濟增速問題時，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厲以寧委員看好２０１７年中國經濟的前景。他指出，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經濟增速的兩個提法值得關注，一是ＧＤＰ增長６．５％左右，二是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

　　他說，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效率問題，包括兩個基礎，一是物質技術基礎，包括廠房、設備、原材料、勞動力質量等。另一個是道德基礎，主要涉及人們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比如說人們有認同感，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力量。只要凝聚起力量，全國上下都為開好黨的十九大作出自己的貢獻，今年經濟就會取得更多成就。

　　他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階段，結構性改革還在進行之中。中國經濟需要在不斷轉型、改革中達到新的位置。現在不再呈現“Ｖ”型或“Ｕ”型增長，認為經濟已處在拐點的觀點并不一定符合中國實際情況。

　　楊凱生委員：對金融穩定要充滿信心

　　“我想對目前防范金融風險說兩句話：第一，不能掉以輕心，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二，對金融穩定要充滿信心。”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委員說。

　　楊凱生表示，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整頓規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這些部署有的放矢，隨著中國金融改革和市場發育水平的不斷深化，現在許多金融產品、金融交易行為已經變成跨行業、跨機構，甚至是跨監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顯經驗不足，法規也不盡完備，各個監管機構的綜合協調不是完全有效。

　　他強調，中國目前金融風險是完全可控。拿銀行不良貸款率來說，２０１６年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是１．７４％，不良貸款額只有１．５萬多億元，是去年四個季度當中最低的，不良貸款的增加額甚至還是近３年來最少的。雖然去年商業銀行年報還沒有披露，但據了解，各家商業銀行利潤總額超過２萬億元。再加上十幾萬億元的資本金，銀行業消化目前不良貸款的損失或者稍微暴露出來的不良貸款的潛在損失的能力是充分的。“不能掉以輕心，也要充滿信心。”

　　常振明委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企業來說最重要是創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新，用科技手段來補這個短板。”中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振明委員說。

　　他說，去年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很大，但困難也不小。尤其是我國的工業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還面臨一些困難，如２０１６年雖然鋼鐵和煤炭行業都超額完成了去產能任務，但今后將更多指向正在生產中的一些企業，難度會加大。這些企業退出產能后，遺留債務問題、職工安置問題等任務仍十分艱巨，可以說將進入攻堅階段。

　　常振明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含義除了削減舊的產能之外，還要增加新的供給，用這些新供給來增加新需求。而衡量新舊供給的一個標準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就是別人沒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價比競爭力更強。只有靠創新，才能提高產品質量。

　　他指出，我國在一些高科技領域產能明顯不足，比如半導體行業、集成電路方面，我國每年進口芯片花費的外匯超過進口石油。而在傳統領域，如鋼鐵行業，低附加值“地條鋼”仍不絕于市，高附加值特殊鋼卻奇貨可居。當然，在互聯網行業、通訊行業、高鐵等方面，我們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企業來說，更多的是機遇，要通過創新，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才能使企業轉型升級發展。”常振明說。

　　陳錫文委員：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委員表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從整體上提高我國農業綜合效益以及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

　　“我國很多農產品生產多存在綜合效益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問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個單純品種數量方面的調整，而是要改變發展方式。”他說。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是實現兩方面的創新。一是推進農業科技的創新，從良種的培育到栽培以及養殖技術的創新，一直到后續的加工儲運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二是要去推進農業經營體系方面的創新。

　　陳錫文說，２０１７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三農”問題的主題和主線。對農產品生產中存在的不適應需求問題，都需要進行改革。

　　他表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是調優農產品，讓所有農產品質量往“優”的方面走，滿足現在的新需求。第二是讓生產更加體現綠色發展的理念，不是為了單純提高產量而過度投入資源，用大量化肥和農藥等。第三要有新的產品，新產業要從供給方面產生，讓農產品消費市場更豐富，讓百姓能夠獲得更喜歡、更適合的農產品。

　　“農業部門早就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國農藥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實現零增長。現在有些省份已經實現了零增長，個別省份已開始負增長了。這樣才可能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陳錫文說。

　　錢穎一委員：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要靠教育

　　對如何加快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委員說，人才紅利需要兩方面發力：一方面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大力提高人的創造性，另一方面要在現有基礎條件下培養大量、各種層次的技能型人才。

　　他說，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轉變是必然的，同時也是一種機會。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中，供給側主要推動力就是在于能夠不斷持續釋放人才紅利。“十三五”規劃中專門講人才發展戰略，確立了人才發展的整體框架，有著深刻背景。

　　錢穎一說，我國高校在校人數是世界最多的，有著巨大的人才紅利潛力。但是光有數量不行，還要靠教育質量。教育水平的今天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明天。人才紅利、人力資本不會像物質資本投入那樣立馬見效，需要一個過程。

　　在回答關于實體經濟如何降成本時，錢穎一說，實體經濟降成本不僅要關注生產經營性稅費方面的成本，還要關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那些與合同簽訂、實施以及與產權保護相關的成本，這取決于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等。政府工作報告把它稱之為‘制度性交易成本’。”錢穎一說，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通過改革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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