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完善公共設施、改善公廁環境，從去年起安徽巢湖市專門成立了廁所整治小組，由市委書記擔任“總所長”，城管局中層以上干部分別聯系一座公廁。對這些廁長來說，要求每周不定期來對應公廁3趟，只要有臟亂差現象，就要及時跟管理員反饋，以跟進清理。

　　這種由城管分別聯系公廁的管理模式，可以簡稱為“一廁一長制”。它與傳統管理模式的最大不同，是打破了行政科層制設定，用更精簡的治理層級來實現治理目標。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公廁治理主體不清晰，治理層級比較復雜，一旦遇到問題就不知找誰來處理。比如，公共廁所的管理權比較復雜，有的歸城建委員會，有的歸環衛局，還有的是單位管理、委托環衛工清理。還有就是公廁使用具有不確定性，但在清理上卻大多采用定時方式，沒法像商場廁所一樣不間斷巡查和清理。當遇到問題時卻反饋無門，跟及時向廁長打報告相比，后者顯然更直接也更有效。

　　但人們也難免有疑問，這種有效是不是有時間限度？因為從目前來看，“一廁一長制”并不能作為長效機制來使用。稍往回溯，不難看出此次背景是專項整治，廁所整治小組只是臨時協調部門，廁長只是壓力傳導下的非正式稱謂。而且，需注意到它不僅有時間限度，還有區域限制，此次納入廁長制管理模式下的39所公廁，全部都在城管局管轄之下。據公開報道，整治小組還將投入1800萬元對市區內的8座公廁和56座旱廁進行改造，管理權也多劃歸為城管部門。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跟環衛部門息息相關的公廁治理，竟然多由城管局的領導干部來認領和聯系，可見，這只是屬于城管局的自選動作。

　　雖然如此，也不能否定這類做法所釋放出的正向價值，即對于廁所“臟亂差”的正視，并落實了立竿見影的管理措施。簡言之，只要在廁所治理上下功夫，都是值得稱許的行為。在我國傳統文化里，“唯廁是臭”已經根深蒂固，然而現代文明已經證明，廁所也可以做到窗明幾凈，讓人心情愉快。數據統計，每個人每年大約要光顧廁所2500次，人的一生在廁所里待的時間加起來超過3年，而聯合國預測衛生設施每增加1美元投入，醫療健康開支就會減少9美元，這都意味著，廁所衛生是一個國家“維持聲譽和增加投資信心”的關鍵。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提出一個概念叫“廁所革命”，意思是對發展中國家廁所進行的改造。在我國，“廁所革命”正如火如荼地推行下去，所面臨的兩個最大問題就是質量和數量問題。其中在數量擴建上，也面臨責任主體不夠明確。比如，去年底出臺的《城市公共廁所設計標準》要求調整男女廁位比例，女性與男性的廁位比例為3∶2，人流量較大地區為2∶1，但標準的出臺方是住建部。同樣，旅游局、城管部門、環衛部門都有這方面的要求，這種局面就很有可能導致資源分散、效率低下。

　　“一廁一長制”的特點，在于是“權力下沉”的臨時性、精簡化動員體系，它作為專項整治的又一次自選動作，和以往大多數動員體系一樣，雖然一時可收到奇效，但從長遠來看不夠穩定，從宏觀上又和其它政策不夠兼容。歸根結底，在于公廁管理上需要一個統一的規劃路線，比如有確定的主管部門，相對清晰的權責模式，在公廁規劃、公廁修建、公廁清理等各個環節上都能形成體系化，從而推進落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