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無疑是去年的熱詞，明確傳遞出了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思路已從“強刺激”向供給側改革傾斜的信號。

　　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均強調，供給側改革并不簡單等同于西方的供給學派。與之相比，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有何不同？

　　3月26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換個角度看經濟：供給側的風景》分論壇上，與會嘉賓就供給側改革問題展開討論，暢所欲言。

　　特派記者?許林

　　供給側改革非改不可

　　“供給側矛盾已變得非常突出。”論壇開始，中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就表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勒緊褲腰帶”增加出口，但目前，國內中高收入人群快速增長，出現了大規模高水平、高質量的消費需求，而國內供給卻無法滿足這些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升級需要。

　　在龍永圖看來，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從過去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轉變為主要追求質量的提高。供給側改革主要目的是滿足老百姓更高的消費需求，讓人民享受到更干凈的水、更新鮮的空氣、更宜居的城市，而不是單純地提高GDP總量。

　　“為什么中國人到國外不停地買買買，在國內市場卻沒有購買的沖動。”資深媒體人吳伯凡認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其實是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供給過于充足或者說過剩。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原來所倚重的三大動力源：投資、消費、出口已不再能足以擔當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這個逆轉就是從以前需求側的驅動到供給側的驅動；從開放紅利的驅動到改革紅利的驅動；從比較優勢的驅動到逐漸地依賴比較優勢，進而需要創造內升化優勢，推動經濟的增長，“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總的背景。”吳伯凡表示。

　　中等收入階層改變消費習慣

　　“過去中國的生產供給側主要是滿足國外的需要，不信請看中國制造在美國和歐洲的受歡迎程度。”WTO首席經濟學家Robert?KOOPMAN的觀點博得了在場嘉賓的會心一笑。

　　Robert?KOOPMAN表示，中國入世促進了提升技能向全球提供產品，全球的價值鏈、增值鏈的破碎化發生了改變，很多外資涌入，讓中國位居世界制造業行業占前線，這是供給側的改變。

　　Robert?KOOPMAN認為，越來越多外資的投入、內資的投入，以及教育不斷的發展、高技能生產力，使得中國很多城市快速發展。中國在尋求更多內在的需求，中國有這樣的能力把資源進行轉變，制造業從過去滿足國外的需求向輕工業以及滿足國內的需求進行轉變。

　　龍永圖也認為，中等收入階層的形成是促使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驅動力。他分析道，?6萬元到22萬元人均年收入的家庭現在占到城市人口的65%。這些中高收入群體需要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甚至是價格，只要質量好，價格并不在乎的消費升級趨勢。這樣就使得國內的供給側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紛紛到日本、到國外去爆買這些產品，而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滿足這些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需求，這樣的話現在強調要在國內的消費需求推動，這樣的話供給側的問題變得非常突出，矛盾也很突出。

　　調整需發展轉型同步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供給側調整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必然結果。當更高附加值產業的不斷涌現，如果沒有供給側調整，勞動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就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是轉型中國家，走的是漸進式道路，發展和轉型是同時進行的。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表示，過去40年來，供給側改革始終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法寶，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供給側改革，1985年的價格改革，1999年的國有企業改革等。

　　如果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中國刺激總需求的經濟改革類似于中醫的“開胃”，那么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類似于“補腎”，即增加經濟活力，增強投資，開發新市場。李稻葵認為，供給側改革需要在過去40年改革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從根子上培育市場，搞好企業改革，讓市場發揮創造力，讓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兩只手同時使勁。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髓所在。

　　（海口網博鰲3月2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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