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國家語言文字智庫?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教授 沈騎

　　隨著“一帶一路”開放合作的“朋友圈”不斷擴大，語言在推進“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語言會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籬，推動文明創新，是促進人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是服務互聯互通建設的重要支撐，是蘊含安全價值的戰略資源，更是彰顯國家實力的重要標志。

　　語言是促進“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

　　“一帶一路”不僅是經貿通道，也是文明互鑒之路。“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內涵極為豐富，其實質是個語言問題。中國古人云：“言為心聲”，這一表述精煉地闡明語言與思維之間的密切聯系。德國學者威廉?洪堡特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進行思維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民心相通的深層基礎是不同語言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只有在此基礎上，各國人民才能產生思想上的共鳴，才有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寶貴的共識。語言作為人類的偉大創造，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合作、互學互鑒，實現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曾說過：“若你用一個人能理解的語言與他交談，可以傳遞至他的大腦；若你用一個人的母語與他交談，可以傳遞至他的心靈。”2014年，習近平同志在德國與漢學家和孔子學院師生代表座談時指出，“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時代背景下，人與人溝通很重要，國與國合作很必要。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語言。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過語言表達和傳遞。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學會不同語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客觀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處”。語言教育的重要意義就在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通過掌握彼此的語言，可以獲得一種觀察世界的新途徑和新起點，增進彼此的交流與對話。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進程中，加強語言教育與語言傳播，能夠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語言互通和文化交流，進而實現“民心相通”。

　　語言是服務“互聯互通”的重要支撐

　　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和基礎工程，涉及到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以及人員交流等多方面開放與合作，中國面對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市場，要學會同眾多的國家打交道，扎實可靠的語言知識儲備和外語能力將成為“互聯互通”的重要支撐。歐洲有句古話：“入境而不通其文, 只能如孩提學話。”在全球化時代，歐美著名的跨國公司紛紛制定語言戰略，用以處理和解決世界市場帶來的跨文化溝通問題，從而消除誤解, 減少沖突。以美國IBM為例，該公司不僅指定英語作為公司通用語言，同時還確定其他八種語言作為公司溝通語言的選擇，為跨文化團隊管理和溝通，以及本地化戰略積極開展規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進行海外投資，都需要語言文化知識作為重要支撐。在對我國海外直接投資風險評估中，與語言緊密相關的文化風險覆蓋率高達71.3%，高于主權風險（46.9%）。2002年到2015年，中資企業對外投資總案例數為2018起，其中跨國并購案例數為1817宗，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面臨語言文化的障礙，這些都能左右企業的兼并是否能夠最終成功。再以近來中國企業在烏茲別克斯坦生存和發展境遇為例，中國企業遭遇到的語言障礙就與“語言”知識儲備、能力密切相關，給合資企業或獨資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消極影響，甚至導致企業的倒閉和破產。建設“一帶一路”，必須語言先行！語言是互聯互通基礎工程的重要支撐，外語是建設的“先遣隊”，“一帶一路”延伸到哪里,外語就應當先走到哪里。

　　語言是確保絲路安全的戰略資源

　　“一帶一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堅持合作共贏，是實現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和共贏的新路。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此消彼長，若隱若現，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非法移民、國際人道救援和搜救等突發事件此起彼伏，交織復雜。絲路安全問題的跨國性和外溢性會使相關國家處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語言在防范、規避、預警及保障絲路安全問題時，在消除和化解非傳統安全威脅和風險過程中，都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價值。無論是在傳統安全領域，還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語言問題不僅關系到軍事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公共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領域，同時，語言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安全領域，不容忽視。美國素來重視語言與國家安全問題，在冷戰期間，美國于1958年出臺“國家安全教育法”，加強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語言”的外語教育，并逐步形成了外語語種齊全，并以世界不同語言文化為主要切入點，覆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全球知識體系，有力支撐了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國家戰略。這種服務于國家利益和戰略安全目標的外語戰略，對于當前致力于全球治理戰略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重要借鑒意義。“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提出“國家安全語言倡議”，斥巨資加強對“關鍵語言”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美國急需語種（如阿拉伯語、中文、俄文、印度語、波斯文等）的學習者數量，應對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在哈佛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等歐美高校，能夠開出100余種外語課程，其中不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重要語言。面對“一帶一路”的語言安全問題，我國在語種布局和規劃方面，還有待改善，尤其需要加強具有安全價值的戰略語種規劃和研究，例如庫爾德語，事關我國海外能源利益和安全，應當予以優先發展和建設。

　　近年來，國家在語種規劃和資源投入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根據教育部統一部署和規劃，預計2018年我國高校在外語專業設置方面將會把沿線國家官方語言全面覆蓋，這對于我國擴展與“一帶一路”國家交往意義重大。但是我們還必須關注當前外語語種結構失衡和非通用語言高層次人才缺乏的問題，還需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做好語言規劃，確定我國需要的“一帶一路”關鍵語言。

　　語言是彰顯國家實力的重要標志

　　500多年前，西班牙語言學家內布里亞將自己剛完成的歐洲第一部系統研究土語的著作《卡斯蒂利亞語語法》獻給女皇伊莎貝拉。他在此書前言中寫道：“語言永遠與實力相伴。”這句話道出了語言的興衰與國力強弱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歷史告訴我們，“國之強，則語言強。”我國早期的外語教育肇始于漢唐盛世，昔日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早期外語生活與活動的歷史見證。在漢朝與西域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政治和經濟往來中，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是可以想見的。例如：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歸來，在長安設立組織相當完備的譯場，人員編制和規模宏大，致使梵文與巴利文翻譯結出碩果累累。漢唐時期的對外交流機構以及翻譯組織中，外語教學活動早已存在，否則無法解釋中國人何以理解和懂得其他民族和國家的語言，何以能夠協助朝廷處理各類文書并與來使對話，甚至完成對現在來說，依然十分困難的經書翻譯的事實，體現出當時強大的國家外語能力。

　　然而，歷史也警告我們，“國之弱，語言亦弱。”明清時代奉行閉關鎖國政策，致使泱泱大國“裹足不前”，國家外語能力極度匱乏。歷史教訓不勝枚舉：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中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國人張誠在擔任翻譯時，暗中與俄使勾結，受賄徇私并泄露機密；再如，語言障礙致使18世紀英國政府所派遣的馬嘎爾尼使團訪華最終歸于失敗；最后，在中國近代史中涉及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進行的重大談判中，中國談判者深受語言障礙之害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這些狀況都給近代中國帶來嚴重后果，致使國家利權受損。

　　國家語言強弱，不僅是國家盛衰的標志，國家語言能力也會促進國家的發展與強大，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2002年由英國教育技能部頒發了一個題為“語言學習戰略”的文件，該文件提出外語能力缺乏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英國經濟發展及國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此，該文件首次使用“語言戰略”一詞提出英國外語教育改革的目標和總體設想，為提高英國國民外語素質提出一個戰略性的規劃。在金磚國家中，俄羅斯、巴西、南非和印度也以國際化作為語言教育戰略變革的重要動因，關注外語教育的質量和效率問題。中國周邊的日本和韓國也將外語教育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日本曾先后出臺外語教育“戰略構想”和“行動計劃”等多項報告和文件，明確將外語教育作為國家戰略進行發展。韓國更是明確國家對于外語教育不可推卸的公共責任和義務，以“舉國機制”推進外語教育改革，彰顯韓國國際化戰略的強大意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家外語能力建設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命題，我們需要把包括漢語國際教育在內的外語教育問題納入國家發展規劃，從政治和國家博弈的視角看待國家外語能力問題，著力增強語言實力，實施外語戰略，建設語言強國，借語言助力“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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