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付費成教育培訓市場行規有培訓機構或“跑路”或不退款

　　培訓機構預付費模式背后維權困局調查

　　調查動機

　　近段時間,教育培訓機構在收費之后“跑路”的事件屢屢發生,尤其是在北京“妙筆菡塘”書畫機構“跑路”事件發生后,引起業界對預付費模式的反思。教育培訓預付費模式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培訓機構“跑路”,消費者該如何維權?圍繞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展開調查。

　　兩歲十個月的娃娃,怎么會在一年之內花費11萬元的教育費用?

　　“很簡單,因為預付費啊。”作為這11萬元的刷卡人,北京市民鄭樂給《法制日報》記者提供了一份賬單:

　　某綜合早教課程,96節課時包,1.6萬元；

　　繪畫課程,兩年課程包:3.8萬元；

　　英語課程,一年課時包:2.8萬元；

　　記憶類課程,96節課時包:2.8萬元。

　　“孩子一歲半之后,我就開始給她上早教課程,交費時都是預付費,而且報的課時越多相對越便宜,有的則是一年起報,沒辦法,11萬元就這么交出去了。有的課程,我家孩子能上到四歲。”鄭樂向記者苦笑道。

　　然而,鄭樂似乎也是幸運的。起碼在過去的一年中,這11萬元的收款方沒有“跑路”。

　　消費者遇不良機構陷維權難

　　在北京從事金融工作的靳景麗就曾遇到“跑路”的培訓機構。

　　2015年,靳景麗給家里上初中的孩子在北京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報名學習英語,后由于機構方更換教育團隊,覺得不滿意的靳景麗就提出了退費申請,但這份申請拖了半年之久。原本以為就要大功告成的靳景麗在經歷了后面的事才意識到,“自己太幼稚了”。

　　“簽了退款協議,約定兩個月內退款。過了一個多月,機構又聯系我,說他們要重新開業,與上家有些債務糾紛需要先解決掉,已通知所有在讀學員家長簽訂退款協議,之后如果信任他們機構可以重新報名,建議我也重新簽訂退款協議,15日內退款,如果不簽新的協議怕到時沒人幫我處理舊的協議。我當時和其他學員家長都沒有聯系,看了新的協議覺得保障比較大,就簽了。”靳景麗說。

　　大約3天后,有學員家長聯系上靳景麗,并把她加到了維權群里。此時,靳景麗才了解到,這家英語培訓機構已經關門了。

　　“由于大家都簽了15日退款協議,時間沒到截止日期,有關部門無法受理。后來,我們去了法院訴調對接中心,工作人員檢查了相關材料,認為可以起訴并申請訴訟保全。我們當時了解到,培訓機構的辦公家具、電腦、電影院等硬件設施都還保留完好。可后來,處理立案的工作人員具體了解后表示,這些硬件設施的金額太小不能申請訴訟保全,如果我們這么多人一起申請,同樣不能受理。因為涉及詐騙屬于刑事訴訟,如果執意要民事訴訟就必須去上一級法院咨詢,當時無法立案。”面對這樣的情況,靳景麗感到很無奈。

　　為什么不等到退款協議注明的截止日期再報案呢?靳景麗解釋說,其一,他們擔心企業法定代表人會在15天內逃走。其二,這個企業是一家集團公司的子公司,母公司涉嫌金融投資糾紛資金鏈斷裂,投資的受害者涉案金額更大,公安機關已經立案,他們擔心機構內的這些財產會優先賠付給先報案且損失更多的投資人,“如果能通過民事訴訟申請資產保全,那么這些財產如果確實屬于這家企業的話,我們作為債權人還有希望挽回一些損失”。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果然不出靳景麗所料,錢打了水漂。

　　不甘心的靳景麗咨詢了相關律師。律師向靳景麗分析,拿到退款協議,可以視為教育培訓機構對其負有退款的義務,可以作合同糾紛提起訴訟,訴訟請求為歸還欠款。也可以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主張教育培訓機構詐騙騙取預付款。當然,不同的主張依據相對應的舉證責任也各不同,最簡單的就是以合同糾紛起訴。“我后來也在相關軟件上進行了查詢,發現此類糾紛近幾年非常普遍,但起訴并不多。”靳景麗說。

　　對于其中緣故,北京律師周云對《法制日報》記者說,首先是原告個人交納的費用和耗費的訴訟精力不符,還有就是執行困難。“因此,訴訟保全的確很有必要,不過保全需要提供明確的被告財產線索和對應標的以及提供擔保。諸如桌椅此類財產,既難以變現又難以保管還極難舉證系被告所有。而且,對于訴訟前保全而言,法院的審核會更嚴格,一般很少進行訴訟前保全”。

　　靳景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她多方咨詢律師得知,最難維權的是一些個體戶和不正規的培訓班,或者一些假冒知名機構名義的培訓班。此類培訓機構既沒有備案也沒有獨立法人資格,如果出現卷錢跑路、學員人身和財產安全、虛假宣傳等問題,可能會存在維權困難。不過,對于知名品牌機構開設的辦學中心,如果沒有按流程備案,沒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話,追究該品牌商的責任即可。假冒、詐騙、“跑路”的情況最為惡劣,但業內人士稱,這考驗著監管部門的水平和智慧。對于消費者而言,確實較為被動,最好挑選經教育部門審批、有固定培訓場所、在本地常年開設的培訓班學習,盡量避免參加私人臨時開設的培訓班；另外,家長在報名時要注意查看培訓老師有無教師資格證及相關的資質證書；付費后應向培訓機構索要相關票據,以便作為維權依據。

　　教培機構“跑路”存三種情形

　　靳景麗的遭遇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中小學輔導機構的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在“吸金”力強大、前景看好的巨大市場利益面前,教育培訓行業魚龍混雜在所難免,近年來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圈錢“跑路”事件呈多發態勢。

　　來自新華社的報道顯示,2016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浙江、湖南等地被曝光的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卷款“跑路”案件就有十余起,涉案金額達十幾億元。不管是小型的社區培訓班還是全國連鎖機構、新三板上市公司,均有涉案。

　　2016年,廣東省廣州市一家打著“東方金子塔兒童潛能培訓學校分校”招牌的機構,辦學不足一年,負責人就“跑路”了。100多個孩子的家長投訴無門,涉及金額二三十萬元；在全國多個城市開有分校的知名教育培訓機構“聚智堂”,其董事長卷款而逃；英語精品課培訓機構、新三板掛牌公司環球拓業的主要負責人同樣失聯。

　　此類案例近年來比比皆是。2013年,北京瀚林新思維東直門、上地、人民大學和公主墳四個分校同時關門,卷走40余名學生百萬元學費；有著15年歷史的上海易思教育因資金鏈斷裂關門,老板卷款逃走并拖欠員工工資；2014年,北京引航思培訓機構突然倒閉,拖欠近40位學生家長的費用共計約30萬元；重慶渝中優維語言培訓學校(對外簡稱“南瓜英語”)因破產關門引發退費糾紛,導致數百名家長圍堵機構,造成現場混亂；2015年,英語培訓機構朗文啟智股東“失聯”,100多名學生停課,涉案200多萬元學費。

　　記者調查發現,預付費模式下教育培訓機構“跑路”,基本可以歸類為三種情形:

　　惡性詐騙“跑路”,一開始就寄希望于收取預收款后“跑路”為目標,沒有實際開展教育培訓經營的計劃；

　　經營不善“跑路”,教育培訓的租金和人力成本不斷提升,但業務經營激烈,不排除許多教育培訓機構因為無力提供許諾的后續培訓而“跑路”；

　　挪用資金投資失敗“跑路”,教育培訓行業的現金流充沛,因此成為挪用資金的高發領域,一旦投資失敗,后續教育培訓失去資金支持,教育培訓機構因而“跑路”。

　　更有甚者,部分教育培訓機構在教育培訓產品方面,已經按照金融產品設計的理念運作。以2016年5月被曝光“跑路”的聚智堂為例,其推出的“感恩聚劃算”就以免費學習為噱頭,吸收大量資金,家長預交不同金額的學費本金,“免費”獲得智聚堂針對其子女不同時長的課程,預付越多,贈送課時越多,學完到期,聚智堂承諾返還家長本金。在這里,家長等于變相出借資金給了聚智堂,但家長不直接獲得利息,而由聚智堂將利息購買其教育培訓產品,從而打造出“白學”的交易結構。這種交易結構的意義在于,單純的預付學費可能只需要預付幾萬元人民幣左右,但通過本金預繳產生的利息支付學費,預付金額可能高達百萬元之巨。這也是營業收入只有幾千萬元的聚智堂,非法集資金額卻高達數億元之巨的原因。其收取的大量預付費被用于不動產投資,由于項目糾紛引發資金鏈斷裂。

　　預付費后要求退款不容易

　　不過,即使培訓機構沒有“跑路”,在預付費模式之下,報名參加培訓者也往往遭到退款難的尷尬境遇。

　　2016年4月,在北京從事圖書銷售的李煒在一家培訓機構報名參加注冊會計師考試的培訓課程,上了一兩次財務管理課程后,因計劃有變,他便申請退課退款。當時,這家培訓機構給出的建議是“先凍結課程再做決定”。

　　“我問培訓機構負責人,萬一以后也沒時間上課呢?培訓機構負責人說他有辦法解決,我就傻傻的信了。與我同一時期申請退款的同學都成功退款,我之后繼續申請退款時,培訓機構負責人就說公司出了新規定,不能退款,只能轉網課。”李煒對記者說,“我就是沖著面授才報名參加培訓,要網課干嗎”。

　　相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程佳媛身上。程佳媛在四川省成都市工作,她在2016年4月花費5萬元在某美術培訓機構的成都校區簽了長達兩年的出國藝術院校申請作品培訓課程,不限課時。“報名時,培訓學校承諾是國外知名院校研究生畢業平面設計老師一對一輔導,雖然沒有書面或者口頭約定由最初的老師負責到底,但我認為雙方心知肚明是同一位老師負責到底。”程佳媛說。

　　從2016年4月學習至2016年7月,由于要參加托福考試,程佳媛暫停了課程。今年4月,程佳媛打算繼續參加培訓時得知,之前的輔導老師轉兼職了。“兼職和全職的區別在于,兼職老師上完課就立刻離開,而且這家培訓學校成都校區同時有四五位老師離職,一時間所有老師我都不認識了。”程佳媛說,這樣的結果讓她決定向這家培訓機構申請退款。

　　后來,這家培訓機構提出兩個方案:按照合約規定,程佳媛要求退款屬于違約,需支付20%違約金,且按照每課時1000元計費,最后只退回1.8萬元；方案二:該機構新招聘老師,給程佳媛換老師繼續進行培訓。然而,程佳媛發現新招聘的老師并非平面設計專業而是廣告設計,“我需要平面設計的作品集去申請國外平面設計專業。對于方案一中的20%違約金,我認為培訓機構也應該承擔一部分,而且1000元的單節課時費是因為退費原因而無中生有出來的,此外這些已學課時還包括了其他外聘教師的中途缺席、遲到早退部分。我總共學了不到20節課時,一節課時45分鐘。我預交的5萬元是包兩年不限課時。最后我向這家培訓機構申請退費3.5萬元及以上,被拒絕”。

　　“‘心知肚明’是沒有辦法舉證的,能舉證的只有合同條款。當然,合同內如果有霸王條款的話,消費者可以向工商部門投訴,如果能認定,拿回學費的成功率就會高很多。舉報這家機構虛假宣傳的話,如果對方早有防備,消費者也很難取證。”周云向記者分析說。(本報記者　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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