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亞洲

　　這兩天最熱門的新聞事件，恐怕非“產婦墜亡”莫屬了。生子本是人生一大幸事，在當前的醫療條件下，難產風險已降到最低，那么，何以會發生墜亡事故呢？個中離奇，是圍觀者最想明晰的真相。

　　讓人唏噓不已的是，即便是輿論洶涌，即便是圍觀蜂擁，雙方對事情的真相卻各執一詞。根據醫院方面的說法，產婦在生產遇到困難后，曾建議產婦和家屬剖腹產，但家屬堅持順產，最終導致產婦“疼痛難忍，情緒失控墜樓身亡”；而產婦家屬卻拋出了另外的版本——產婦丈夫曾兩次同意進行剖宮產，均未果，產婦在產房到底發生了什么，是如何墜樓的，他們在“等待解釋”。

　　基本事實的完全對立，要做出客觀準確的判斷實無可能，在真相未明前，任何帶有情緒的站隊，都是不公允、不理性的。

　　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此事的熱切關注，這不僅僅是關乎到“一尸兩命”的社會事件，更是因為它刺激到了社會的公共痛點。畢竟，遇到生產困難的產婦絕非孤例，她們在產房的境遇如何，關切著非常具體的個體權益。

　　回到事件本身來說，真相依然需要等待，但是作為事件核心的醫院方，其實已經在它的回應中，觸及到一些值得關切的公共問題。比如，產婦在產房到底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式？醫院在產婦、家屬中間到底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涉事醫院給出回應的邏輯很簡單：在產婦生產困難時，已經向家屬告知了“緊急情況”，但是，家屬不同意，醫院也沒有辦法，只好任由產婦“疼痛難忍”，并最終做出過激行為，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產婦跳樓身亡的根本原因與我院診療行為無關。更進一步來說，產婦在產房是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式，醫院要遵從的不是治病救人的醫院原則，而是產婦家屬的意愿。

　　要求家屬簽字，在《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確實能找到具體的法律依據，但是，在這個條例以及后來的《病歷書寫基本規范》、《侵權責任法》中，更為鄭重地強調了患者的處分權，強調了對患者健康權、生命權的尊重和保護，所以也賦予了醫院在緊急情況下，自主決定手術方式的權力。于此，所謂的“家屬簽字”設置，更多是旨在滿足家屬知情權。

　　遺憾的是，在信息不對稱，尤其醫患矛盾激烈的大背景下，知情權的設置，被賦予了規避風險的功能——醫院和家屬方面在一張告知書上的博弈，卻忽略了病患者最重要的健康權和生命權。

　　更讓人心神不寧的是，搬出家屬的簽字，是醫院急于撇清自身責任的“利器”。換句話說，簽字避風險的邏輯，在醫院方面恐怕是根深蒂固的，那么，這樣的邏輯是否在其他醫院廣泛存在呢？這不僅讓人想起10年前的李麗云事件，彼時此事所引發的熱議，除了對李麗云丈夫愚昧無知的抨擊外，已經對醫院的簽字制度提出了質疑。遺憾的是，十年過后，一切似乎并沒有得到改變。（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