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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鸚鵡被判刑！野生動物保護立法該改了

　　司法審判機關理應酌情考量王鵬違法的具體情節(jié)，在法律范圍內作出更公正的判罰。立法者也該借此機會，察覺出法規(guī)的滯后，根據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及時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法規(guī)作出調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家里養(yǎng)幾只鸚鵡，沒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多孵了幾對小鸚鵡，拿出去賣掉，也是自己的權利。很少有人知道，這種做法有違法之虞。前段時間，深圳男子王鵬就因為出售自養(yǎng)的珍稀品種鸚鵡，一審被判刑5年。

　　11月6日，這起公眾關注的“鸚鵡案”，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二審辯護律師為王鵬作無罪辯護。公訴方認為，王鵬出售的鸚鵡屬于受保護物種，事實清楚且證據充分，王鵬對于相關法律的不了解不應成為輕判理由。辯方則認為，一審將馴養(yǎng)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本身相抵觸，有違立法本意，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新京報》11月7日）

　　區(qū)區(qū)兩只人工繁殖的鸚鵡，與5年有期徒刑放在一起，確實顯得有些夸張，因此，不少民眾都對這一判決不理解。然而，根據現行法規(guī)，王鵬的所作所為，確實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販賣綠頰錐尾鸚鵡2只，對應刑罰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從法律條文的角度上看，法院的一審判決并無不妥。

　　盡管法官在具體案件審判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畢竟司法不是立法，不能繞過法律“自說自話”。深圳“鸚鵡案”同樣如此，在現行法規(guī)沒有修正的情形下，不能強行“網開一面”。否則，個案的“實體正義”，將不可避免地戕害“程序正義”。對于已被處罰的其他人來說，這種“法外開恩”未必公平。

　　輿論與其執(zhí)著于一個具體個案的判決，不如認真檢視并改進現有法律法規(guī)的不足。從自然規(guī)律看，野生動物保護應是一個動態(tài)過程，名錄不該始終“紋絲不動”。現實中，部分被納入珍貴、瀕危物種名單的野生動物經過人工繁殖、合理保護等手段，其數量和種群，已經遠遠超出了保護范圍。據報道，王鵬從外面撿回鸚鵡飼養(yǎng)后，“兩只鸚鵡以驚人速度繁殖，一年后即已達到40只以上”。假以時日，王鵬家中的鸚鵡數量還會增加。無視某些物種的繁育現狀，拒絕對原有的珍貴、瀕危物種名單進行更新調整，恐怕是不負責任的。

　　根據新的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物種瀕危標準體系，王鵬所販賣鸚鵡僅屬“低危”，對其判處5年有期徒刑，著實有些勉強。

　　誠然，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規(guī)定經程序審批，允許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對科學研究、人工繁育、公眾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其他特殊情況，允許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問題是，“人工繁育”雖然在名義上合法，但程序卻十分繁瑣。根據國家林業(yè)局名單，個人可申請飼養(yǎng)的野生動物僅54種，鸚形目僅5個品種，且僅供觀賞，不可買賣。如此“明放實禁”，并不利于“人工繁殖”，不是野生動物保護的長久之策。

　　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曾說，要“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司法審判機關理應酌情考量王鵬違法的具體情節(jié)，在法律范圍內作出更公正的判罰。而立法者也該借此機會，察覺出法規(guī)的滯后，根據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及時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法規(guī)作出調整，這既是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歐陽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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