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報記者陳耿特約記者黃良策

　　編者按

　　古代書院的創立，最初的功能是“講學”，兼容并蓄，允許各家學說發言，自由辯論，且以民間辦學為主，如宋代的“白鹿洞書院”等；受功利主義影響，書院后來的功能逐漸向“考課”發展，重在考取科舉功名，且以官方倡導為主，像清代康熙年間創建的瓊臺書院。

　　海南歷史上的書院不勝枚舉，“講學式”的書院并不多，其中以明代文昌的“玉陽書院”為翹楚，難能可貴的是，它還是一家官方主動創辦、民間積極參建的書院，邀請了當時和后世都認為是學界“大咖”的王弘誨、王塘南和許子偉等人前來講學。

　　進入清代，玉陽書院一度遷建，先后更名為至公書院和蔚文書院，曾經多次重修和擴建，到1869年，添建一座正廳后，成為海南歷史上唯一一的五進式書院。該書院還是海南歷史上唯一擁有專志《蔚文書院全志》的書院。

　　粉紅的墻體，灰黑的瓦頂，青色的瓦當，依傍小山而建，拾級而上，玄武巖的臺階，精美的木雕，有中庭，有前院，有后堂，有后院，有尊經閣，還有花草樹木散布其間……位于文昌市區孔廟和文昌閣右側的蔚文書院舊址，雖居鬧市，卻很寧靜祥和，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園林。

　　今天的蔚文書院，早就喪失其創立之初的講學功能，成為與孔廟和文昌閣合一的景區，而其名稱則先后經歷了“玉陽”和“至公”，“蔚文”一名反而得之較晚。

　　玉陽書院▎獨領風騷

　　“玉陽書院，在縣北門外文昌閣之右。萬歷乙未年，知縣賀沚、邑紳林有鶚、林有鳴、曾應期等捐貲創建。立會，講學，課文。置田收租，以供修理、辦祭。后地震，崩壞，林有鶚、林有鳴重修體仁堂、文在茲坊，復捐田以足公費。”清康熙《文昌縣志》簡要記載了該縣有史以來的第一家書院。

　　倡首建書院的知縣賀沚是江西廬陵(今吉安)人氏，明萬歷甲午年(1594年)到任，第二年就與文昌士紳一起在縣城西北面的玉陽山腳下創建玉陽書院，第三年落成。以病乞休回籍的定安進士、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瓊山進士、戶部給事中許子偉和縣令賀沚等人撰聯多副。

　　王弘誨寫下：“道貴審幾、舜跖兩端宜早辨，學求先覺、圣在一念慎初分。”

　　許子偉寫道：“政者正也、一正能開眾正、傳無欲正印、永端政本，仁者人也、眾人元屬一人、提有覺人寰、廣播仁風。”

　　賀沚也有兩聯，其中之一為：“智水仁山、一派淵源歸瀚海，禮門義路、千年文教在昌陽。”下聯還道出了書院的舊址是在玉陽山的南麓，因為古人將“山南水北”稱為“陽”。

　　玉陽書院建成后，確立了講會制度，重在講學，允許不同學派講學，具有初代書院的教學特點，是一家典型的“講會式”書院，與注重日課、月考的“考課式”書院截然不同。于是，玉陽書院吸引了瓊州各地著名學者百里赴講，士人學子更是趨之若鶩。

　　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胡素萍教授告訴記者，玉陽書院實行開放式教學，廣邀名賢到書院講學，王弘誨就曾經前往書院講“心學”，主張“養心莫善于寡欲”；許子偉因彈劾權貴，一度被貶到貴州銅仁府，歸籍養母后，也曾到玉陽書院講學。

　　據清嘉慶己卯年(1819年)初版的《蔚文書院全志》記載，當時來書院講學的“蔬粥相對，累月不輟”，鄰縣不少士民也有慕名參加講會的；講學多采用問難論辯式，來者自由發言，“或據自得而示真宗，或問難而析疑義。要以自識本心為功，而支離污漫一切黜焉，學者翕然從之”；到會聽講的既有草野之民，農夫百姓，也有當地總角童子，一時觀感，四方風興。

　　“學者講會，對書院的興盛有不小的影響。”胡素萍說。

　　1596年九月，王弘誨主持講學時，主張“崇實修，黜虛談”，講學之余，對玉陽會友講了6條“會語”，相當于立下了講學、求學、為人、處世的規矩：“學者且講工夫莫講本體，且立名節莫立門戶，且求自信莫求人信；學者須先立定，必為圣賢之志；德業、舉業原自合一；格物，即諸說皆可相通，猶云知之所至，行亦至焉；學道者如登山，然開眼見山非不了了；君子之道只闇然，日章盡之彼；大學問。”

　　知縣賀沚還邀請其老師王塘南前來講學。王塘南是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弟子。王陽明去世后，他的門生紛紛建立書院，傳播“王學”，一些弟子在江西吉安建立了“西原會”，王塘南曾在西原會的體仁堂講學，使得王陽明的學說進一度向南傳播。

　　賀沚本人也精通王陽明的“性命之學”，每月都會親臨書院，“一日課文，二日會學”，與學者們過從往來，問道論學，關系極為親密，被學者視為知音。許子偉曾在講學后賦詩：“好筑山堂深未深，籃輿便得兩登臨。共尋勝日無邊景，時訪先天一點心。苗發雨翻新作浪，枝頭鳥宿故知音。乾坤不惜明開眼，紅紫東風自古今。”

　　“官員和學者之間的競相烘托，使玉陽書院一時間聞名遐邇。”胡素萍對玉陽書院的評價極高，“在史籍記載中，海南形成講會制度的書院很少，就此而言，玉陽書院在同時期的海南書院中，可謂獨領風騷。”

　　然而好景不長，10年后的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瓊北大地震”，作為海南史上破壞力極大的自然災害，給后世留下了海南最大的潟湖——東寨港，當時還有不少民眾傷亡，大量建筑倒塌，玉陽書院也未能幸免。

　　好在林有鶚等鄉紳又熱心捐資，重修了體仁堂和文在茲坊，并繼續捐田，充實書院資產，以保障后續經費。《蔚文書院全志》記載，明代民間捐置和官方撥置給玉陽書院的田畝，共有四莊(每莊從十幾畝至幾百畝不等)之多。

　　原任知縣賀沚還專門寄來“助工銀”八兩，時任知縣馮虞廷也捐銀十四輛，樂會(今屬瓊海)知縣劉海禹也助銀三兩，幫助重建書院。

　　在晚明時期，玉陽書院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輝煌歷程。

遷入城內的至公書院平面圖。 （《蔚文書院全志》插圖）

　　至公書院 ▎遷入城中

　　進入清代，朝廷最初對書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康熙時期，各地才開始新建和修復書院。

　　各種《文昌縣志》的記載顯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文昌知縣何斌奉朝廷之命，在文昌閣內設立義學。20年后，鄉紳云在青捐資遷建文昌閣，同時將玉陽書院遷建于文昌城內，也就是現在的位置。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知縣梁繼世將義學和書院合二為一，并更名為“至公書院”。

　　與清代全國各地的絕大多數書院一樣，這家書院已不再以講學為主，而是組織學子專習舉業，以考取功名，失去了原有的辦學特色，幾乎與官學和科舉制度融為一體了。

　　記者近日尋訪海南書院舊址時，一度想重上玉陽山，一探玉陽書院遺跡，于是跟文昌市博物館館長黃志健聯系，得知他2011年就去找過，當時還遇見了一位102歲的鄭姓老人，老人說沒有見過書院遺址，黃志健也找不到任何遺物，只好悻悻而歸。

　　蔚文書院 ▎五進式書院

　　嘉慶九年(1804年)，廣東學政姚文田視學粵東，來到文昌。此時，書院遷入城中已近百年，部分建筑坍塌，官方將書院改建在學宮的遺址上。

　　據咸豐《文昌縣志》記載，當時的建筑格局為“講堂三間，堂下左右翼兩廊，前為大門三間，大門下左右兩廊，豎師生同甲坊于大門前廊下正中。又前為照壁，砌杏壇篆字碑于墻中。嘉慶九年平基時，得南開路門，通于崇儒門。講堂后為堂三間，后堂下左右翼兩廊，后堂之后為尊經閣，廚房在講堂之兩旁。”

　　書院面貌煥然一新之后，有遠見的人都預測將來會“人文蔚起”，因此改名為“蔚文書院”。據《海南古代書院》一書介紹，書院保持了大多數書院的建筑特點，具有祠堂和廟宇的特點，其院舍形式為四進式，中軸建筑共4座，面南背北依次為大門、體仁堂、崇祀堂和崇正樓。

　　不斷再版的《蔚文書院全志》還記述，后來在同治八年(1869年)，蔚文書院又增建一座正廳，院舍擴建成五進式。蔚文書院因此成為海南歷史上唯一的五進式書院。

　　胡素萍教授認為，與海南的其他書院相比，蔚文書院有三個特點：一是書院歷史延續不斷，歷經明清兩代風風雨雨，是書院中的佼佼者;二是師資力量強，王弘誨、許子偉等海南名師曾在此講學;三是建制完備，具有中原地區書院的共同特征，在古代海南書院中一枝獨秀，對儒學、理學在海南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初，所有的書院都改為新式學堂，蔚文書院走過300余年之后，終于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特別鳴謝：海南師范大學圖書館為本文寫作提供參考資料。】

　　蔚文書院現存的建筑沿襲了瓊北傳統建筑的風格。 海南日報記者 李幸璜攝

　　文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1594年至1599年，江西人賀沚在文昌當了6年知縣，不但創建了玉陽書院，振興了當地教育事業，還做了大量利縣利民的實事、好事，淳化了民風，連牢獄里都長了苔蘚。據清康熙《文昌縣志》記載，文昌因此有了“海外鄒魯”的美譽，而賀沚也頗受后世好評——“蓋邑之第一循良也”，是有史以來口碑最好的縣令。文昌父老對賀沚的感念，以及他對文昌的情感，延續到他離任之時，甚至是致仕之后。

　　誠然，縣志和府志對賀沚的記述都很簡略，只言片語，難以窺見全貌。好在同時期的定安進士、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和瓊山進士、海瑞學生許子偉，都跟賀沚有過交往，并留下幾篇文章，藉此可以得知賀沚的行略和性情。

　　讓我們借著王弘誨的《賀令君生祠碑》一文，將歷史回放到1599年，賀沚被提升為蘇州同知，離開文昌的那一刻。當時，文昌縣的男女老少上千人，啼哭著將賀沚送到郊外，由于人多，導致交通擁堵，馬車無法行駛，賀沚下車來慰勞一番，與眾人一起涕泣，人人都淚濕衣襟，文昌的父老子弟還是舍不得他離開，竟然跟在車后，“復馳二百余里”，來到海口港邊闊別賀沚，相互擁抱涕泣。他上船后，文昌士民一直目送，仍是不愿賀沚離去，“自是以來，未之前聞也”。

　　依據王弘誨的文字，賀沚除了創辦玉陽書院，至少還為文昌做了10件事。

　　賀沚到任次日，就發文告禁止“淫祀”，反對民間迷信活動，“于是庶士蹌蹌，庶民廩廩，謂神君在，毋及丹書”。

　　對于長年暴征民田賦稅的機構，賀沚則罷黜鄉里的小官小吏，至于征運的吏員也全部革除，由民眾自行輸送，以免官吏長期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聽辨訴訟，賀沚則弄清雙方事實，謹慎判斷真偽，更不讓犯事者以錢財贖罪，逍遙法外，玷污了司法的公正。

　　王弘誨認為，賀沚在這些方面表現出了其“廉”的一面。

　　此前文昌民風慵懶，應當去除的成分太多，為了警戒不良之輩，賀沚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殺人放火者、強行入室者、玩弄文字曲解法規者、搶劫盜竊者的懲戒條規。

　　賀沚還公開公示民眾的田畝和歲賦數額，使得辦事的吏胥不敢上下其手，“兩造當前，洞若觀火”。

　　案頭上沒有過夜的公文，監獄里沒有蒙冤的民眾，老百姓都為賀沚的執政能力表達出真摯的欽佩之情。

　　王弘誨稱，這些成績都是賀沚其人“才”的一面。

　　及至縣里遭遇旱災，賀沚的惻隱之心和慈祥情懷更是有目共睹，他減少膳食，步行禱告，形容枯槁，終于求得了甘霖;對于受災嚴重的民眾，賀沚則進行賑濟。

　　老百姓犯了過錯，賀沚從未急于斥責訓誡，而是委婉地諄諄教誨，務必打動他們天性中的良知。于是民眾都洗心滌慮，父老則告誡子弟說：“你們要循規蹈矩，不要為非作歹，傷了父母官的好心。”

　　王弘誨在碑文中說，這是因為賀沚執政本乎“循良”，而出于“由衷”，因而民眾也以赤誠之心相待，“其始至境內，則杲杲然如賓出日，既則熙熙然如登春臺，又則陶陶然如飲醇醪，政成則呱呱如赤子之戀慈母。”

　　此外，如修繕學舍，擴充學田等振興教育的事，賀沚更是不遺余力;其門下生員，大多登科中舉，于是“庶士歌而庶人舞，一則曰：仁君吾父母也，一則曰：仁君吾師帥也”。

　　多年以后，賀沚致仕家居，61歲生日時，文昌士子還集體為他祝壽，《贈文昌縣尹賀定齋家居六十一壽序》一文今仍得見。賀沚也回贈一詩《寄文昌父老》：“年年修祝祝重來，此日祝詞曷為哉?豈有精誠通父老，愧無懷保及嬰孩。何堪杖履隨雙舄，難對離亭酒一杯。去也幾回成悵望，嶺頭遙寄五花梅。”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