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地》

　　普通藏人，認認真真地活著

　　紀錄片《極地》在豆瓣評分超過9分，贊譽一片。它不過就是拍攝了幾個普普通通的藏人的生活。《極地》的監制曾海若認為，它之所以動人只是因為所有故事都在講述一個議題——他們在認認真真地活著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隗延章

　　滑索上懸掛著一只緩慢移動、有些驚惶的馬，滑索下面是翠綠、湍急的河流和裸露的巖石。旁邊的岸上，4個男人攥著繩子，努力將馬拉向岸邊。

　　這只馬是電影放映員白瑪的，他此行要到河對岸的只有8戶人家的村子，去為村民放映一場電影，這條河是他的必經之路。

　　運抵馬匹和放映設備以后，夜晚，白瑪為村民放映了一場露天電影。或許由于太難看到電影，在露天電影放映中，村民觀影時的表情認真得近乎虔誠。

　　這是紀錄片《極地》中的一段故事。這部紀錄片歷時6個月拍攝完成，影片將鏡頭對準藏區的普通人，呈現了21個在以往西藏題材的紀錄片中，難得見到的生動、真實的人物。

　　不想把《極地》拍成另一個《第三極》

　　北京市朝陽區百子灣路蘋果社區23樓的辦公室中，導演曾海若看著他寫的以藏區為題材的紀錄片《極地》的策劃案，有些痛苦，“有一種強烈的，在重復自己的感覺”。他找來制片人胡小鹿，對她說，“我們必須另找一個人拍攝，不能再延續我的風格了。”

　　這一幕發生在2015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幾個月前，曾海若拍攝的藏區題材紀錄片《第三極》讓他備受贊譽。該紀錄片用國際化的語言講述西藏，央視4頻道播出后，又在多個頻道復播，豆瓣評分9.2分。該片還被美國國家地理頻道買下。

　　但曾海若不想將《極地》拍成另一部《第三極》，他的想法是：《第三極》更關注自然，《極地》要更關注人。此外，與《第三極》相比，《極地》中應減少背景性的信息介紹，重點放在人物故事本身。

　　他在籌備《極地》策劃案期間，發現自己總是不自覺地將策劃越寫越像《第三極》，他的個人興趣點不斷牽引他到“自然”而非“人”上。

　　于是，曾海若決定另找人拍攝。他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個人選是導演程工。程工拍攝的西藏題材紀錄片《進藏》讓他印象深刻，“其實它商業味挺濃的，有一個汽車廣告的植入，但做得非常生動，里面塑造了很多個不錯的人物。”曾海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幾天以后，曾海若從蘋果社區驅車2小時，在北京西五環的中間藝術區見到了程工。他看到程工文著花臂、留著大胡子、包著頭巾，頭發扎成發髻，閃過一個念頭，“這人跟我也差別太大了”。

　　巧的是，這一天程工剛剛完成《進藏2》最后一部分的剪輯。在程工的工作室，曾海若看了一遍《進藏2》，曾海若覺得無論是影像風格還是敘事語言，都與自己的作品差別極大。“我做電視出身，學的是BBC那一套，但程工有很強的電影感。他身上有我一直在尋找的那種與我不同的東西。”

　　他問程工有沒有興趣拍攝《極地》？“只要西藏的題材我都有興趣。”程工說。他又問程工有沒有時間，“只要是西藏的題材我都有時間。”程工回答。但曾海若沒有立即把片子決定交由程工拍攝，“唯一猶豫的地方是，我覺得怎么也得再見幾個導演再定吧？”曾海若回憶。

　　西藏對程工有特別的意義。

　　1990年，程工18歲，由于少年時期的經歷對他心理負面影響極大。父親為了幫他渡過難關，帶程工從成都沿著川藏公路徒步、搭卡車去西藏。程工如此描述這次18歲的西藏之旅帶給他的影響，“很痛苦，這種痛苦完全是生理上的痛苦，痛苦之后就會特別釋懷”。而他的父親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幫助他，是因為自己18歲時也曾走過川藏公路，那是“文革”最火爆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拯救了程工。

　　幾周以后，曾海若又見了兩三個導演，最終決定還是由導演程工拍攝《極地》，自己擔任監制。“回想起來，后來再去選擇別人是沒有必要的，當我第一個想到程工時，其實潛意識已經幫我做出選擇。”曾海若說。

　　在選取拍攝對象上，《極地》的執行導演張祎的記憶中，確定了這樣一種篩選邏輯：極端環境下極致的生活方式。此外，劇組共同制定了幾個大致的拍攝范圍，比如拍攝能分別體現西藏與外界交流、對藏區傳統的守護，以及當地年輕人面貌的內容。

　　攝制組根據此前在西藏拍紀錄片積累的資源，以及找作家、學者、旅行家溝通，制定出了約20個初步的拍攝對象。執行導演張祎的記憶中，最初策劃的方向還是有點偏向科普性質的紀錄片，“人物還有一定的標簽性質”。

　　此外，曾海若和程工都很喜歡法國紀錄片《人類》。他們計劃借鑒《人類》的形式，拍完每個人物故事以后，再對人物做一個采訪，讓人物對著鏡頭訴說他們的愿望與遺憾。這便是《極地》每集最后人物自白的想法的由來。

　　介入被記錄者的生活，啟動故事

　　2015年圣誕節的前一天，30人左右的《極地》攝制組團隊飛抵拉薩。此前計劃中拍攝的人物，常常因時間等原因不能順利拍攝。因此，最初階段，他們主要通過當地的作家、媒體人、詩人，以及有私人關系的朋友，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平均每天見3~5個人。

　　那曲的一位人類學博士，為他們介紹的第一個拍攝對象：格拉丹東雪山下的安多縣，一個只有兩戶人家的村莊中的一對夫妻。妻子卓瑪的第一個孩子即將出生，她很害怕。父親迪迪帶著小兩口在神山下點起桑煙，祈求神山的庇佑。

　　在拍攝團隊工作的同時，有一個4人組成的調研小組，負責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他們的選擇方式，是先按照文化、歷史的角度圈定一個群體，再在其中找到最有故事的人，“像藏醫、面具、木鎖，僅僅是人物的載體，重要的不是載體本身，而是進入載體背后的人物”。

　　比如有很多人會制作木鎖，但他們唯獨選擇了日卡村的木鎖匠人江安。江安身上能折射藏人對輪回的信仰。江安的父親去世以后，江安曾對喇嘛發誓，再也不打鐵了。鑰匙由鐵制作，他因此不再造鎖。在當地的文化中，打鐵與殺生有關。最近，江安受村民所托，給村中人換木鎖，為了避免打鐵，他不換鑰匙，而是根據鑰匙的形狀，重新制作一個個鎖芯。

　　此外，江安還養了48頭牛和25頭豬，他給每個動物都起了一個名字。江安說，他一輩子從未殺生，做過最壞的事是閹割公牛。他希望自己下輩子能投胎做人，最怕投胎做餓鬼。

　　無論是木鎖匠人江安，還是雪山下的夫婦，都體現了《極地》拍攝上的特別之處：一方面，他們選取的人物皆折射出藏區不同于內地觀眾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攝制組又能讓藏族人在面臨第一次生子、信仰與情感間抉擇這些生活命題時，抵達與人類共通的情感。

　　拍攝中，攝制組會介入到被記錄者的生活之中，為被記錄者創造一個行動的契機，去啟動一個個故事。

　　比如“墨脫鋼琴”那個故事。西藏墨脫縣，路途艱險，至今未通公路。攝制組在路上碰見了一伙背夫，得知他們曾經將挖掘機拆散，背入大山深處。與此同時，攝制組得知在墨脫半山上的加熱薩小學中，返鄉歸來的教師丹曲常教孩子們唱歌，卻沒什么像樣的樂器。

　　攝制組決定贈送給丹曲一架鋼琴，但丹曲需要自己想辦法將鋼琴從附近的城市，運到未通公路、且處于半山的學校。丹曲幾經打聽，輾轉找到一些曾將挖掘機背入大山的背夫，成功運回鋼琴。這個故事的結尾，小孩子圍在教師丹曲周圍，在鋼琴伴奏下，他與孩子們一起唱起了《邦錦美朵》。

　　在拍攝馱鹽隊的故事期間，攝制組發現當地已經30年無人馱鹽了。為了重現昔日馱鹽隊的經歷，攝制組說服了現在已經60歲的、曾經的馱鹽人次仁旺青。次仁旺青帶著孫子，與馱鹽隊的老朋友，重啟了一次以牦牛馱鹽的旅程。

　　藏族人對神靈敬畏、與自然的相處方式，以及一些古老的儀式，在馱鹽旅程中一一得以呈現。

　　而這種拍攝者的介入，是否會影響紀錄片的真實性？“并不影響真實性，他們不是演員，這就是他們的事兒，他們的經歷，我們只是讓他們在這個時空發生了而已。”執行導演張祎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

　　拍攝期間，也有一些內容，攝制組拿捏不準是否會有較好的呈現效果。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是“說婚人”。最初，團隊中有人擔心，說婚這個題材，可能太文字化，不適合用視覺表達。

　　但他們依然選擇拍攝了說婚人占堆。“說婚所處游牧時代的產物，會漸漸消失掉，現在已經很稀少了。此外，說婚者的唱詞中有很多對日常生活的指導，有很多哲學層面的內容，這與藏族人的生活聯系非常緊密。”張祎說。

　　紀錄片中，說婚人占堆身處熱鬧的婚禮，顯得有些落寞。結尾時，占堆表達了對逝去的時代的懷念：過去的婚禮中，人們會爭著問他，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獲得幸福？而他是那個代替神靈作出回答的人。

　　拍攝接近了尾聲的時候，團隊欣慰地發現，找到的人物，遠遠比最初劃定的人物要更精彩，“好多人物此前在任何媒體、紀錄片中都未出現過，而且，他們很生動，不是一個行走的標簽。”執行導演張祎說。

　　“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東西，反而是一種‘執著’”

　　2016年6月26日，《極地》劇組在拉薩的一家烤肉館中，吃了一頓殺青飯。執行導演張祎記得那天很多人哭得稀里嘩啦，“六個月的拍攝真是太苦了！”

　　這些苦包括：前往藏北的路上，路面極其顛簸，以至于一天下來，明明坐在車上，每個人的微信運動卻顯示4萬多步；拍攝“格蘭丹東夫妻”時，海拔5200米，又正處冬季，團隊有人凍暈在寒夜中；離開林芝的路上，趕上雨季，一路塌方、泥石流，他們看到路邊攔截落石的鐵絲網，好多已經被砸成網兜狀。

　　殺青飯過后，攝制組返回北京，開始了7個月的后期制作工作。最初，他們剪輯的版本是每集50分鐘，3個故事。在監制曾海若看來，這是他最喜歡的版本，“不緊不慢，比較從容”。但最終，由于中央電視臺可以提供的播放時間有限等原因，他們又剪輯了一個每集36分鐘的最終播出版本。

　　此外，最初團隊計劃按照傳統紀錄片的手法，將每集歸類為某一個主題，比如“山川”“河流”等。但在歸類中，發現每集的內容本身，總是難以用某一個主題真正地概括。后來，曾海若決定干脆放棄歸類，“歸類反而會過度解讀。實際上沒有那么多的主題，片中所有故事講的就是‘如何認認真真的活著’。”曾海若說。

　　“認認真真活著”是曾海若看過《極地》以后最深的感觸，“他們為什么會快樂，他們為什么會幸福，是因為他們認真地在干這所有的事情。之所以播出后口碑好，我覺得也是很多人認可這樣的一種態度。”

　　另外，與多數紀錄片不同，《極地》最初就決定選擇一位演員來配音。制片人胡小鹿看來，紀錄片的市場較為小眾，演員來配音能擴大受眾群體。此外，她覺得很多演員的聲音表現力很好，堪當此任。

　　胡小鹿找演員的過程幾經周折，“并不是所有演員都愿意”。找到演員楊爍時，楊爍時間正在蘇州趕戲，卻痛快答應且分文未取。最終，團隊在蘇州布置簡易錄音棚，利用楊爍晚上下戲的時間完成了配音。

　　每個人物故事講述前的片頭字體，團隊也頗花心思。導演程工找到書法家許靜題寫片名，并且找來書法家蕭沈，題寫片頭人物的名字。“你不覺得這個字很扎手、很硬嗎？我覺得從氣質上符合這個(《極地》)風格。”執行導演張祎說。

　　2017年年初，《極地》紀錄片已經制作完成，播出過程卻充滿曲折。原計劃在3、4月在CCTV10首播，由于題材涉藏，有關部門審片流程較長等原因，遲遲沒有播出。此外，最初胡小鹿談的網絡獨播平臺是樂視視頻，中途樂視出現危機，無法付清費用，只得修改協議為非獨家。此后，胡小鹿又增加了與B站的合作。

　　2017年12月末，《極地》終于在CCTV10、樂視網和B站播出了。但由于播出時間推遲，一些贊助商撤資，導致這個口碑極好的片子，現在仍未收回成本。制片人胡小鹿稱，現在他們正在制作電影版的《極地》，后面應該還是可以盈利。

　　《極地》最后一集播出結束時，豆瓣評分由9.2分升高到9.5分。它播出的最后一個故事，講述了西藏最偏遠的文布南村里的故事。這個村子中有夢卜師、黑帳篷傳人等古老西藏中的角色，但就是這樣一個村子，也已經開始制作廣告牌，經營起家庭旅館。

　　“如何看待西藏越來越現代化，以及傳統的消亡？”曾海若在西藏時，曾經問了當地寺廟中僧人這個問題，僧人告訴他“歷史就是這樣的，生活本來就是不斷變化的，如果一定要固守住什么東西，反而是一種‘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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