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才能掙2000多元，哪里有錢租帶空調的房子。”在海南省海口市打工的張彩鳳如是說。據媒體近期報道，隨著不少城市城中村的改造，原本租住在城中村里廉價房屋的進城務工人員，越來越承受不起日漸上漲的租金，面臨被擠出城市的風險。

　　“城中村越來越少，租金還在不斷上漲”，這不是一個人的無奈，而是一個群體的集體憂傷。不難想象，當房租繼續攀升，而收入并未同步提高，面對這一擠壓態勢，像張彩鳳這樣的農民工往往有兩種選擇，一是離開城市，返回老家，但這面臨“有工作的地方沒有家，有家的地方卻沒有工作”的尷尬。二是忍受高租金，接受房租上漲的“收割”。無論哪種選擇，對農民工來說都是苦澀的。

　　需要厘清的是，審視農民工租房問題，我們不必過于悲情，也不必過于煽情。畢竟，房租適度上漲符合市場邏輯，要求房東當雷鋒并不公允。同時，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由此導致房租上漲，在所難免。在這種背景中考察農民工租不起房，我們應多一些理性和客觀。

　　更應該看到的，被贊為“家庭的頂梁柱，國家的脊梁”的農民工，為城市發展付出了巨大心血，他們理應住有所居。有學者談及海南農民工時稱，在海南建設發展過程中，外來務工人員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后海南發展仍離不開大量公共服務崗位及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如果不斷上漲的租金讓環衛綠化保潔崗位人員、餐飲服務業、家政從業人員等大批流失，將會給海南帶來一系列新的民生問題。

　　事實上，針對農民工租房，國家早已形成了相應的制度安排。比如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就談到了農民工的“合法穩定就業并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2015年2月，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負責人談及改善農民工住房條件問題時，明確談到了三點：首先在住房建設的規劃上要充分考慮農民工的住房需求，做出專門的部署和安排。第二要加大投入、多渠道為農民工提供住房房源。第三在城市的棚戶區改造以及城中村的改造過程當中，要妥善解決農民工的居住問題。這足以說明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已形成國家層面的共識。

　　安居才能安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抓住勞動就業、技能培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安全衛生等問題，關注一線職工、農民工、困難職工等群體，完善制度，排除阻礙勞動者參與發展、分享發展成果的障礙，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農民工住房問題絕非小事，如果連房子都租不起，談何體面勞動和全面發展？農民工住房問題，關系到農民工的基本生活品質，關系到農民工在城市有無歸屬感，還關系到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眾所周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目標是，“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容易，我們不能只關心數字上的變化，更要看到能不能實現可量化的具體指標，比如農民工在子女教育、就業扶持、醫療衛生、社會保險、住房保障等方面能否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業轉移人口，他們都渴望有房子住，渴望孩子能在城里上學，也渴望在城市中活得更有尊嚴。

　　解決農民工的租房難題沒有捷徑。目前，一些地方紛紛集思廣益，為農民工住得上房、租得起房想盡辦法，也受到好評。但基于現實，還應避免兩種狀況：其一，避免口惠而實不至。興建公租房或廉租房，勢必需要大量資金，錢能否花在刀刃上，真正讓農民工受益？其二，農民工能否如愿申請到公租房或廉租房？比如媒體報道的一個案例是，在廣東佛山打工的王先生申請公租房時，遭遇煩瑣耗時的行政審批流程——至少需辦７個證等待90天。相關程序能否壓縮一些？

　　善待農民工，檢驗著城市的良知。善待農民工，改善農民工的生存處境，他們將回饋給城市更多。一座有溫度的城市，一定能讓農民工感受到歸屬感；一座善待農民工的城市，也一定更具潛力和魅力。

　　（作者：王石川，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