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師做得再好，也只是學生人生當中的匆匆一課，只能陪伴他們幾年的時光。老師們需要去尋找一種助手，喚醒對教育學習真實的理解，喚醒對最新技術的認知

　　當蘋果發明iPad、iPhone的時候，恐怕沒有想過，這些方寸大小的玩意兒將會沖擊教師這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職業。現在的老師要跟手機競爭抬頭率，跟在線慕課比拼趣味性，還要學會使用各種輔助APP，最近又多了一項任務——跟網絡斗爭孩子的近視率。

　　iPad會淘汰老師嗎？老師們又該如何教從小就會玩iPad的學生？

　　教師這個職業不會消亡，但某個老師會被時代淘汰

　　北京師范大學二附中的數學老師汪燕銘沒有想過，教了20多年高中數學，有一天自己會被學生“逼”上網絡。

　　“我布置了幾道題，發現學生在用小猿搜題和作業幫，一拍照、一掃描答案就有了。”汪燕銘很氣惱，“以前我留的作業，他們不會就打電話抄一下，現在竟然用手機、iPad就解決了，有些孩子甚至把這當成一種快速解決作業的方法。有時候，APP給出的答案還是錯的，學生被誤導后更難糾正。”

　　從這一刻起，汪燕銘感受到了科技帶來的挑戰。“科技走在教育前面了，學生拿網絡一搜，作業答案就有了，老師已經不再是知識上的權威了。”她困惑的是，以前學生不知道答案，老師只不過比學生早知道一點，就會讓老師顯得很睿智，學生上課就會認真聽分析。但現在學生通過互聯網也已經知道答案，老師再講，也是他們已經知道的內容，“你說怎么辦？”

　　“互聯網帶來的挑戰之一就是老師的權威不再理所當然。”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在過去的教學里，老師有絕對的話語權。但現在，孩子懂得可能更多。見多識廣的學生和家長不僅會質疑老師的教學水平，對現有的教育管理和評價體系也有各種爭議。

　　總之，老師還想用“固定搭配”“就是這樣”來應對學生，已經行不通了。

　　儲朝暉記得前段時間一所美國大學做了一個調查，叫作未來有哪些職業將會消亡，其中最不可能消亡的職業之一就是教師。但他提醒大家不要被數據麻痹了，“教師這個職業不會消亡，但不是說某個教師不會被淘汰。當老師跟不上時代、跟不上信息技術的時候，就會被淘汰”。

　　實際工作中，儲朝暉發現我國教師知識老化得很厲害，“80%的老師從大學畢業以后可能就不再學習了。這種老師，怎么跟得上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

　　大名鼎鼎的可汗學院慕課，也需要老師線下互動

　　“我們做作業只是為了答案嗎？”汪燕銘思考的結果是，“當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答案的時候，我的睿智在于懂得推導出這個答案的思維方式。這是網絡無法傳遞給學生的”。

　　她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在信息化的時代，把自己的思維方式更好地傳遞給學生，把技術變成自己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汪燕銘最先發現的是一款叫作“一起中學”的APP可以幫助老師出題。“很多人不知道，數學題其實每年都在更新、變化。10年前的題目現在肯定沒法用了，5年前的也過時了。”汪燕鳴過去經常在出題時卡殼，明明記得有道題的題型特別好，想拿來讓學生練習，但就是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

　　但有了一起中學APP之后，她只需要按照教學進度選擇題目，在題庫里一道一道把看中的題目加入試卷，就像網上商城里把商品加入購物車一樣簡單。全國各地每年有幾十種高考試卷，三五年下來，就有上百套卷子，題型、數量還在持續更新，比她自己去搜集題目快得多。

　　“慕課出現的時候，有人說以后就不需要老師了，學生在線學習就可以了。”然而汪燕銘發現，慕課作為開放的共享資源，的確所有人都可以學，但事實上能夠堅持下來的極少，即使大名鼎鼎的可汗學院也有線下老師的互動輔導。“數學科目更是如此，學生的學習成長需要堅持，而堅持的背后是老師的引領。”

　　哈爾濱141中學英語教師李愛華也認為，技術不是靈丹妙藥，只能是錦上添花。“在使用一起中學APP的時候，我在線下也做了大量工作。如要求學生每天閱讀查字典時，不允許用手機查，一定要回歸到紙質字典。所以我們班級每個孩子都有一本字典和一本語法書。練習題也是這樣，我在課上出一部分題，課下再用一起中學APP選10道題，把線下和線上練習結合起來。”她總結說：“現在是信息時代，我們的教育應該多樣化。學習不僅來自于書本，手機也不是引人誤入歧途的魔鬼，老師要學會引導孩子。”

　　站在更宏觀的角度，中央電化教育館研究部助理研究員蔣宇更熟悉大數據給教育帶來的改變。“原來的評價體系里，一個學生聽不聽課、愛不愛學，只是老師的感覺。”蔣宇說，有了數據之后，就能看到學生是不是在學、學了什么、有什么問題，老師教學行為、學生的提問、老師跟學生的交互行為，都可以記錄下來，用于分析教學環節。單個學生的數據，又可以用于更好的個性化學習。

　　互聯網和大數據其實給老師和學生提供了個性化教學工具。當意識到這一點時，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對待新技術的態度就會坦然得多。

　　新問題：游戲、學習和近視眼

　　近幾年，我國大力推廣教育信息化，主要是想通過互聯網部分解決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均衡。但是教育公平不會隨著互聯網的開通而自然實現。即使100%覆蓋了，所有教學資源都共享了，對老師的要求也是只多不少。

　　“每個地區學生的特點、水平是不一樣的，比如北師大二中的課程資源非常好，但能否適合我們班上每個孩子的認知水平和學習能力，還需要調整。”作為鄉村學校教師，李愛華很早就明白，在應用互聯網工具教學時，老師的信息加工能力，以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能力會更加重要，“可能老師們自身的教學素養還要進一步提高才行”。

　　互聯網的普及還帶來了一個誰也沒有想到的新問題——青少年近視。今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嚴禁學生將個人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帶入課堂，帶入學校的要進行統一保管。學校教育本著按需的原則合理使用電子產品，教學和布置作業不依賴電子產品，使用電子產品開展教學時長原則上不超過教學總時長的30%，原則上采用紙質作業。

　　這條規定讓老師們有點疑惑，電子產品的使用已經是常態，對學生成績的提高也有顯著效果，是不是要“一刀切”，他們也拿不準。汪燕銘和李愛華根據自己的使用經驗，建議如果只是作為輔助工具，教學類軟件還是有必要的。

　　蔣宇認為需要探討的不是教學APP工具本身，而是工具里的游戲化傾向。“現在有很多教育系統、平臺希望借鑒游戲的一些元素、機制，激勵學生及時反饋、設置檢驗目標，期望達到一種快樂學習的狀態。這就像原來我們的教材當中有一些插圖，目的是為了調節，這是可以的。”蔣宇認為，相比之下，關鍵是要提高學生的信息素養，教會他們控制使用時間。一個老師做得再好，也只是學生人生當中的匆匆一課，只能陪伴他們幾年的時光。老師們需要去尋找一種助手，喚醒對教育學習真實的理解，喚醒對最新技術的認知。　　佘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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