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縣雷鳴鎮龍梅村王弘誨故居的“八角殿”。

新編定安龍梅《王氏族譜》里的王弘誨畫像。

王弘誨故鄉龍梅村的雙面石牌坊——“解元坊”（背面為“太史坊”三字），明代萬歷二年所立。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季某日，臨高知縣楊址帶著數百名儒生坐船渡海，趕往雷州，準備參加一年一度的歲試，不料船至中流遇到狂風巨浪，船上人員連同縣令在內全部葬身瓊州海峽。

此事后來經一位海南人上報萬歷皇帝后，朝野上下一片嘩然；此后，經朝廷批準，瓊州學子不必再渡海北上考試，而是就在島內的府城應試。上呈奏疏的人名叫王弘誨，明代進士，曾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定安縣雷鳴鎮龍梅村人。這就是熟悉海南文史的人津津樂道的“奏考回瓊”的歷史故事。

王弘誨心系家鄉海南，為海南的文化教育殫精竭慮，出謀出力，除了“奏考回瓊”，還有很多實事。

“奏考回瓊”造福瓊州學子

所謂“奏考回瓊”，是海南民間的一種說法，查閱王弘誨的主要詩文集《天池草》可知，萬歷四年（1576年），鑒于管轄海南儒生的“督學”設在廣東雷州，每年渡海趕考的瓊州學子數千人，遠涉鯨波，十分不便，當時在翰林院任“檢討”的王弘誨特向皇帝上了《擬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道疏》。

疏中寫到了海南儒生趕考之苦：“貧寒士子，擔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蜑航賈舶，帆檣不飾，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舟而沒者，往往有之。”更甚的是，“邇來加以海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揚揚海上，儒生半渡，盡被其擄，貧者隕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幸無事者，皆出一生于萬死耳。言之可為痛心。”

然而，對于海南學子的這些困難，“督學憲臣”大多毫不知情，只顧限期開考，儒生們為了按時赴考，常常不顧一切冒險渡海，以致“所傷甚多”。臨高知縣楊址等人葬身海峽之事便是其中一例。

縱觀全文，王弘誨的這篇奏疏不足千字，但絕大多數的文字都用來敘述海南儒生歷年趕考所遭受的艱難險阻，語氣平和，但情意懇切，讀來讓人動容。

所幸王弘誨的拳拳之心打動了萬歷皇帝朱翊鈞，自此海南學子得以就地參加歲試或科試，競爭監生或貢生的功名。海南大學周偉民教授認為，王弘誨一生當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鄉海南的事，“奏考回瓊”之舉，對發展海南的教育事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建議朝廷將海南原有專管分巡分守軍事的監察區職能，改為兼管教育考試的提學職能，歲試和科試不必渡海到雷州應試（選拔舉人的鄉試仍需到省城廣州），王弘誨還是第一人。

當時的瓊州百姓為了紀念王弘誨“奏考回瓊”的業績，在他生前便于定安縣城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該祠的舊址在今定安縣衛生院，20世紀60年代才被拆除。

十三次向皇帝辭官還鄉

王弘誨，字紹傳，號忠銘，因此人稱“忠銘先生”。然而，這樣一位晚明的風流人物，清朝編修的《明史》中并沒有他的傳略，倒是一部叫作《列卿記》（作者為雷禮）的書里簡單記載了他的生平事跡。

王弘誨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在定安，幼時聰穎過人，5歲時便入私塾讀書，相傳他9歲就參加童子試，過目成誦，遍通經史。嘉靖四十年（1561年），年僅19歲的王弘誨便考取鄉試第一名——“解元”，如今在定安縣城古城墻西側有座“解元”坊，正是當年官方為旌表他而修建的。

鄉試之后，王弘誨于次年春天赴金陵（即南京）參加會試，不料父親王允升病重，他聞訊只得回鄉照顧父親。父親去世后，王弘誨在家守孝3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考中進士，時年23歲。

在王弘誨故居左前方，有一座高大莊嚴的雙面石牌坊——“解元坊”和“太史坊”，是后世官員為王弘誨所立，牌坊的石柱上刻有一副行書對聯，上聯為“石柱擎天秀毓南溟開五指”，下聯是“瑤臺貫斗光搖北極應三臺”，相傳為王弘誨的門生、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的筆跡。

王弘誨剛正不阿，不畏權貴。

就在王弘誨初入仕途的時候，他所景仰的同鄉海瑞因直諫拂逆嘉靖皇帝而下獄，王弘誨不怕受牽連，每天早晚都去死牢探監，用藥調護受過“廷杖”之刑的海瑞。1587年，海瑞在南京病故后，王弘誨率先撰寫《海忠介公傳》，對海瑞的為人極其贊賞和敬仰。

據明代區大倫撰寫的《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忠銘王先生傳》記載，當時的首輔大臣（相當于宰相）張居正十分專權，王弘誨便寫了《火樹篇》和《春雪歌》來諷刺他，遭到張居正的打擊和壓制達14年之久，直到萬歷十年（1582年），他才得以重返政壇，并先后擔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吏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等職。萬歷十七年（1589年），王弘誨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走到他的政治巔峰期。

從政時，忠君、愛國、恤民的王弘誨多次上書萬歷皇帝，如《請建儲公疏》《請朝講公疏》《請召對豫教疏》《慎重詔令疏》《禮部題禁風俗奢靡事宜》等奏疏。當時人稱，王弘誨能恪守臣節，正氣凜然有古時大臣的風骨。

據《忠銘公年譜》記述，大約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或稍后，花甲之年的王弘誨曾先后13次上書告病還鄉，方才得到萬歷皇帝的“恩準”。

為海南文運勠力奔走

王弘誨早在致仕前，對海南的文化教育事業已經很上心。

萬歷甲午年（1594年），江西廬陵（今吉安）人氏賀沚上任文昌知縣，第二年就與文昌士紳一起在縣城西北面的玉陽山腳下創建玉陽書院，第三年落成。王弘誨、許子偉等名士應邀撰聯多副祝賀。王弘誨寫下：“道貫審畿、舜跖兩端宜早辨，學求先覺、圣狂一念慎初分。”

玉陽書院建成后，確立了講會制度，重在講學，允許不同學派講學，具有初代書院的教學特點，是一家典型的“講會式”書院，與注重日課、月考的“考課式”書院截然不同。于是，玉陽書院吸引了瓊州各地著名學者百里赴講，士人學子更是趨之若鶩。1596年九月，王弘誨受邀前去主持講學時，主張“崇實修，黜虛談”，講學之余，對玉陽會友講了6條“會語”，相當于立下了講學、求學、為人、處世的規矩：“學者且講工夫莫講本體，且立名節莫立門戶，且求自信莫求人信；學者須先立定，必為圣賢之志；德業、舉業原自合一；格物，即諸說皆可相通，猶云知之所至，行亦至焉；學道者如登山，然開眼見山非不了了；君子之道只闇然，日章盡之彼；大學問。”

王弘誨致仕還鄉后，對海南的教育事業更是不遺余力。

他于萬歷三十年（1602年）捐資，在定安縣城創建了“尚友書院”，遺址在今天定安中學校園內的三棵枇杷樹處，但建筑痕跡已然不存。據定安民間口耳相傳，尚友書院啟用后，王弘誨還經常在書院講學。此外，王弘誨每年還出資贊助書院的日常費用，被傳為佳話。

據宣統《定安縣志》記載，創立尚友書院后，“重實踐力行，生平不作空談無益之言”的王弘誨專門撰寫了《尚友書院約言》，勉勵儒生們勤于躬行，主張“德業學業，合而為一”。

在龍梅村的永濟橋畔，他還修建一座龍門塔，在其中設藏經庫，寄望故鄉多出讀書人，能夠“魚躍龍門”。王弘誨《登龍門塔分得龍門高深四韻》組詩中的兩句“從此遐荒開泰運，滿江風雨化魚龍”，正是他拳拳之心的真實表露。

此外，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上任不久的瓊州知府涂文奎，曾重建瓊州府城的鼓樓（又稱譙樓、文明樓）。遺憾的是，不到10年，鼓樓便在1605年的瓊北大地震中，轟然倒地，此后并未馬上重建。直到1615年，王弘誨向瓊州府尹建議重修鼓樓，且應當恢復之前的形制。時任瓊州知府謝繼科便著手重建鼓樓，但他在這一年死于任上，此后具體事宜由推官傅作霖接手操辦。

兩年后，王弘誨在龍梅村去世，享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