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做調解工作時，我們時常聽到當事人義憤填膺的聲音“絕不調解，不是錢的事”。深入探究下去，往往錢沒到位。誠然，有的時候確實不是錢的事。

我第一次打電話給申請人王總監談庭前調解時，他態度堅決，不容商量：“不接受調解，別浪費大家時間。不是錢的事，我只想公司留案底。”

詢問原因，他直接掛斷電話。勞動者該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公司有案底，影響公司長遠發展。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過往調解經驗告訴我：被申請人應該是一家經營不錯的公司，畢竟那些朝不保夕的公司，相比眼前的真金白銀更愿意透支未來的信用風險。古人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總之，無論何種原因，公司一旦有所畏懼，調解工作成功了一半。

果不其然，公司總助接聽電話后，連忙表態：“王總這案子，公司愿意調解，他要的賠償金我們給，只是經濟補償不能給了！”

如此爽快的公司，我不禁暗喜：申請人總共兩項仲裁請求，一要違法解除的賠償金；二要被迫離職的經濟補償。申請人既要“2n”又要“n”的行為，于情于理于法，支持不了。

按情理，公司作出一個解聘行為，要么違法，要么合法，違法支付賠償金，合法根本不涉及賠償金問題，所以員工不可能既得賠償金，又得經濟補償。按法律，關于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涉及賠償金與經濟補償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支付了賠償金的，不再支付經濟補償。”

“公司有沒有找申請人談過？”我問總助。

“王總一概不接公司電話。仲裁員，辛苦您幫忙聯系王總。”

作為居中調解的推進者，我過濾不利調解的信息，隱瞞申請人執意不調解的態度，走到案件背后，尋找申請人不愿意調解的原因，對癥下藥解開申請人心結，實現案件調解的最終目的。

談話中，總助告訴我，王總監與公司法定代表人張總是同窗好友，大學畢業兩人合伙創立這家公司，張總管理公司，王總監負責技術，隨著公司日益壯大，兩人關系也越發微妙，王總監不時發出離職養老的言論。張總認為王總監居功自傲，我行我素，視公司規章制度不顧；王總監認為張總獨斷專行，過河拆橋，公司規章制度規范的是員工，審批流程需遵守的也是員工，他作為公司二把手是領導不是員工。前不久員工大會上王總監又遲到，張總點名批評他，兩人話趕話吵了起來，張總一氣之下說要開除王總監，成全他離職養老。王總監哪受過這氣，當場摔門而出，隨后一周沒去公司上班，再然后公司就收到應訴通知書了。

原來有這層關系，我提出我的想法，總助經過請示，采納了我的建議。

兩天后，我再次電話聯系王總監，開始組合信息：“本來不想耽誤大家時間，但你們張總打電話來說和解的事，我覺得你有知情權。”

王總監譏諷道：“我沒聽錯吧？日理萬機的張總會有時間親自過問？這么久，我可沒接到他電話。”

王總監的回應再次印證了我的推測。

“興許他用的是公司座機。”我繼續我的話題，“他說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讀書時共用一個碗、同睡一個窩，一起創業又吃了很多苦，他很珍惜你們之間的兄弟情……”

王總監打斷我：“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了。”

我反問道：“過去的事通通不作數了？”

“那你說，他要把我當兄弟，會當著那么多人開除我？”

“公是公，私是私，工作和情誼本來就不該混為一談，人家諸葛亮還揮淚斬馬謖。再說，你自己沒有一點錯？聽你同學的意思，他不想你離開公司。如果我是你，我不會輕易離開公司，誰趕我走都不行，那可是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

我繼續說：“你慎重考慮下。過幾天開庭，你同學會過來。”

“你確定他會來？”王總監不可置信地問道。

“我確定。”

因為張總來開庭，是我向總助提的建議。

開庭那天早上，發生了“一籠包子和一杯豆漿”的故事。“沒吃早餐吧，吃飽了才有力氣。”張總遞給王總監一袋小籠包和一杯豆漿。

王總監很詫異，但還是接過早餐，慘然一笑：“記得上回你給我帶早餐，也在法庭，那時我們坐在原告席上。”

“公司成立第一年，對方欠我們合同款。”張總回憶道。

王總監補充道：“那可是公司一年的收入。”

“你的胃病就在那時落下的。”

王總監輕輕笑了笑：“你也沒好到哪里去，急得滿嘴潰瘍。”

張總走過去，坐在王總監身邊，眼睛布滿了紅血絲：“回去上班吧，技術公司可以沒有總經理，但不能沒有技術總監。”

后面的事不說，大家也知道了，王總監撤回了仲裁申請，回公司繼續當他的二當家。

年輕的總助問我：“你怎么知道張總一來，王總就會回去？”

“借用史鐵生的話，一個拿死說來說去的人，以我的經驗來看，其實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還在渴望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