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我與王老板相識，實屬偶然中的偶然。然而，每回想起她，便攜來無盡的省思。

那是我院與就業(yè)驛站銀行站聯(lián)合開展普法宣傳系列活動。我作為當天的宣講員，以授課形式在銀行大廳向就業(yè)者宣講勞動法律知識。剛辦完銀行業(yè)務的王老板，被我們的喧鬧吸引，成了我的聽眾。

宣講結束后，就業(yè)者們漸漸散去。我站在顯示屏前，邊整理課件，邊復盤大家感興趣的知識點，身心仍沉浸在與他們交流的余韻之中。

“小同志，有個問題想問問你。”王老板眼神中閃爍著一絲困惑與期待。

我微笑著點點頭，伸手請王老板坐下。

王老板猶豫片刻才發(fā)問：“我能告自己嗎？”

這個新奇的問題，成功地勾起我的好奇心。我關掉顯示屏，輕輕拉過她旁邊的椅子，坐了下來。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人在年輕的時候，多是聚焦眼前的快樂與煩惱，未來的麻煩等來了那天再說。當年年輕的王老板，也是這種心態(tài)。

十多年前，王老板以自己的名字為字號開了一家便利店，性質為個體工商戶。年輕時王老板一直未給自己繳納社會保險費，如今，年紀越來越大，社保待遇又越來越好，她打算補繳社會保險費。經四處打聽，得知補繳社會保險費需要提供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和工資憑證，否則要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確認存在勞動關系。這家便利店本來做的是小本生意，店里只有王老板一人，壓根沒有制作工資表，也沒有勞動合同。無奈之下，她向有管轄權的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爭議仲裁申請，要求確認自己與自己開辦的個體工商戶存在勞動關系。

結果，仲裁委員會給她送達了《不予受理的決定書》。

“別人犯了錯，我可以告他，自己犯了錯，為什么不能自己告自己？”

王老板提出了我學生時代深受困擾的問題，自我訴訟。可惜，我沒她勇敢。我在本該發(fā)問的時候，選擇了沉默。

面對我們共同的問題，我那匱乏的法理知識，無法簡單明了地從法律的傳統(tǒng)架構與運行邏輯、倫理根基與社會功能去告訴王老板，自我訴訟行不通。

我只能從現(xiàn)有的法律和規(guī)范性文件向她釋明，為什么仲裁委不受理她的案件？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法律、文件的規(guī)定，勞動關系的主體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那么，您的便利店能不能成為用人單位呢？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條規(guī)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yè)、個體經濟組織以及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都適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這里的‘個體經濟組織’包含個體工商戶，也就是您的便利店可以成為用人單位。當便利店作為雇主，雇傭勞動者為其提供勞動，并向勞動者支付報酬時，便利店與勞動者形成勞動關系。這種勞動關系，受到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保護和調整。既然如此，仲裁委為什么不受理您的案件呢？”

王老板直勾勾地盯著我，我感覺她的求知欲達到了頂峰。

“因為個體工商戶的特殊性，它雖有‘戶’之名，但在法律上往往與經營者高度重合。就財產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十四條規(guī)定，個體工商戶的債務，個人經營的，以個人財產承擔。這說明您的財產和便利店的財產是完全混同的。你打官司，最后結果，您贏了，您得掏錢，便利店贏了，還是您掏錢。”

王老板點點頭：“自己開的店，錢確實混一起，虧了賺了都是自己的錢。”

“再回到身份重合上來，您作為便利店的老板，不同于您雇傭的勞動者，現(xiàn)在您相當于用人單位本身，您既以‘勞動者’的身份提出仲裁，又以被申請人經營者的身份應訴答辯，實際上存在一人行為既代表申請人、又代表被申請人，也就是僅有一方當事人，不具備形成勞動關系的條件。同時，兩者身份混同，裁判機關沒必要劃定誰的權利義務，也沒有打官司的意義，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guī)定起訴的條件。所以，仲裁委不受理您的案件。”

“小同志，你說仲裁委不收我案子沒問題，那我的社保怎么補繳？”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第六十條規(guī)定，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yè)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yè)人員，可以直接向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繳納社會保險費。”我建議道，“如果您開辦的便利店一直處于經營狀態(tài)，建議您還是去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咨詢。”

王老板看見了希望，再三道謝后，滿意地離開了。凝視著她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內心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空落與悵惘。

我長期以來的工作，見慣了人與他人的糾紛，不自覺地忽視了自我糾紛。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在劇本集《自我控訴》中寫道：我不是以前的那個我。我曾經不是應該是的那個我。我沒有變成我應該成為的那個我。我沒有保持應該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