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禮為旨歸
清代禮學十分發達，清儒的禮學考證工作，已臻于細密入微的地步。但學術總以百年為升降，以今天眼光來看，我們或許會對清代考證學者不厭其煩的文字爭辯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但若以當日學人解讀當日之學術，則考證性文字背后實隱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然而，因為考據漢學長期以來被認為與“思想”無涉——章太炎、梁啟超、錢穆、路寶千等均有類似觀點，以至其思想性的一面多為人所忽略。余英時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曾提出，“清儒所向往的境界可以說是寓思于學，要以博實的經典考證來闡釋原始儒家義理的確切涵義”，但由于“清儒所面對并關切的問題正是如何處理儒學中的知識傳統”，所以對“知識”的追尋使得“思想”的面相易為人所忽略。但“就清儒來說，如何通過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原始儒學的真面貌，其事即構成一個最嚴肅的客觀認知的問題。”漢學家擅長考據，但考據之目的在于恢復儒學真貌，部分學者尚有實踐儒學的訴求，而非“為考證而考證”。只不過從方法論的層面，清儒從文字、聲韻、訓詁等入手，以考據之法來吐露其“思想”，而非如宋儒以口義等直接形式宣講理念。而且，清儒考據經典古制，決非停留于知識的層面，也不是內化為心性、信仰即止，如學者張壽安所說，清儒最關懷的不是個人內在道德修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經驗界重整社會秩序。故清儒考禮、議禮，有其經世思想的意味，且這種經世的意蘊不但體現在恤黨周里、約鄉正俗等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上，其考證本身實有一種相對虛指的“行禮”之訴求。之所以如此，就學術源流觀之，清代漢學家多以東漢學人為重，小學尊許慎，經學尊鄭玄，而東漢是禮學特別是古禮學集大成的時期。由于河間獻王在搜集古書方面的貢獻，以及劉向、劉歆父子致力于恢復古禮特別是天子禮這一西漢禮學相對缺失的環節，使得行古禮的訴求得到加強。如劉向在《五經通義》中說：“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可見他十分注重考察天子行禮之緣由與功能。清代漢學家以行古禮為指歸，與學尊東漢正相符合。
誠然，清儒考證重在“聞道”，如戴震曾說：“士生千載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唯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其并未特別提出將古制、古禮施行于今的想法。但細察之即不難發現，清儒中復古禮、行古禮的思想傳統其實始終存在，且此亦不失為“聞道”之途徑。清初學者毛奇齡在自敘學禮歷程時就提出“說禮者，行禮者也”的看法。其后，治禮經頗有心得的程瑤田更把行禮與“為仁”等同起來。圣賢制禮，為后人留下規矩，只有能行其禮，才可謂“為仁”。這就把行禮提高到儒者之立命這一層面上來。
清中葉的復禮之說
清中葉“以禮代理”思想的代表人物凌廷堪，論“復禮”之說頗詳，也很強調“行禮”的實踐，曾說：“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此處所言“行禮者”，蓋泛指依循圣人所制之禮而行事之人。可見凌廷堪深研禮制的目的，除了考求制禮者的本意以外，如何行禮也是其關注所在。
嘉道以降，安徽績溪學者胡培翚承此傳統，考證古禮，努力以古喻今，用古代倫理法則來經理現實，試圖把對古禮的考求落實到實踐的層面，體現出內心對“行禮”的渴望。
胡培翚乃徽學后進，精于禮學，又及凌廷堪之門，其思想受到程、凌等人的影響。所以他研究禮經，十分關注古代禮制的原貌，自稱“曩讀《毛傳》，嘆其精博，不獨訓詁為諸家所祖，即古制藉以留存者亦不少。”他還并非簡單研究古制本身，對于如何行禮，也頗措意。在寫給別人的信中，他說：“宮室制度，非講明有素，則讀《儀禮》時，先于行禮方位盲然，安問其他？”可知其留存古制之冀望及問禮、行禮之命意。與胡培翚同時代的洪頤煊也說：“禮經莫大于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處。”另一位浙江名儒黃式三論《大學》之時，亦嘗言曰：“格物不外于窮理，窮理不外于學禮……以禮節喜怒哀樂之中，即好惡之矩也。絜矩以公好惡，所以行禮也。”
不但在理論上提出“行禮”，一些學人還在實踐中進行嘗試。黃式三之子黃以周因友人擬建精舍，想到自來學者考證古代宮室制度，“率皆紙上空談，未嘗經營其事”，所以建議以古宮室之法進行構建。因為黃以周對古禮至為精通，撰有《宮室通故》、《明堂通故》等書，可謂專家，故很快開始謀劃，并已經到了繪出房屋樣式，與工匠共同設計討論的地步。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竟發覺難以盡如古氏，從而對古禮有更深切的體會。與黃以周相似，晚清大儒俞樾對胡培翚有關燕寢之說曾予以批評，但俞氏亦表示“他日南中肅清，得歸臥鄉山，擬于南埭舊居改造先祠，即依古制為之，計所費亦不多，未知能如吾愿否？”可見，盡管復興古禮難于實施，但絲毫不能妨礙清季漢學家們對行古禮的訴求。
對傳統儒學的認知
胡培翚之所以有較為強烈的行禮訴求，還需要結合其對于傳統儒者角色職責的主動履行來認識。《荀子》曰：“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這種觀念對于包括胡培翚在內的士人都是有影響的。而這也可以從胡培翚在約法鄉里的實踐活動及其對于家國大事的論說中得到證實。其在《井田論》中曾希望鄉紳能夠按照古制推行管理之法。他說：“善法古者，不襲其跡，唯其意。今井田即不可復，而其法未嘗不可師而用之也。”在胡培翚看來，井田古制的基本設施今已不存，但古意可法，古法可施。只要能將古禮行于今日，即能臻于治象。這些設想，可以視作胡培翚“美俗”的理論探索。而其所撰《上羅椒生學使書》，則明顯映射出其“美政”之期待。信中說：“憶培翚從事《禮經》，自戊辰始，經今四十余年矣！中間科舉仕宦，消磨歲月，書迄未成，然翚之始志思欲效用于世，自歷戶曹，即謂國家之根本在是……猶念《儀禮》實為周公所作，有殘闕而無偽托。其中《冠》、《昏》、《喪》、《祭》，切于民用，進退揖讓，昭明禮意。若鄉邑中得一二講習之士，使眾略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于未萌。此培翚所以急欲成書也。”從這段話中，我們竟然發現學術思想與社會關懷多么有機地結合起來。當然，這與胡培翚的經歷有關。他早年供職戶部，曾因捐納人員的“假照案”被彈劾鐫級，有不快經歷。然彼時始終“思欲效用于世”，唯其未能如愿，遂退而著書，但其意仍在“用于世”，即所謂“使眾略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于未萌”者。有如此懷抱，又無由實現，故表面上談鄉俗之事，但“消兵刑于未萌”一語，足見深具更高、更深的家國關懷。作為一介讀書人，暮年仍有此“出位”之思，且言甚急切，其行古禮以經現世的強烈愿望，實昭然可見。
清儒對古代禮制花費如此功夫進行考證，并非純粹以“知識”的追求為目標。他們在豐富材料之間尋找關聯，竭力還原古制真貌，是為“考禮”；諸家就同一問題反復論辯，是為“議禮”。同時，在學者們竭力“考禮”的背后，還蘊藏著“行禮”的思想訴求。這些均為其研尋“義理”以“經世”做了鋪陳，反映出漢學考據思想性的一面。與恤黨周里、約鄉正俗等禮學社會實踐相比較，“行禮”更多表現為一種意愿、傾向或旨趣，如程瑤田、凌廷堪、胡培翚、洪頤煊、黃式三、黃以周、俞樾等人，在考證論辯的基礎上，努力將古制、古義施于今日。其實現的可能性及愿望的迫切程度固有不同，但大義皆在“行古禮、經今世”，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讀書人內心的所期所思。
(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