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翩一繪
開欄的話
是救人呢，還是肇事后裝救人？
近段時間以來，這類真假難辨的事屢屢見諸報端。是不是見義勇為，分辨起來為啥這樣難？
網絡上“撐腰體”的流行，無疑反映了公眾的一種集體訴求——除了給予見義勇為者道德聲援，更盼望能夠調動制度、法律等諸多資源的優勢，給見義勇為者以鼓勵、以依靠，讓更多的人在見義勇為的時候，能夠挺直腰板。
見義勇為認定難在哪？相關賠償卡在哪？本版從今日起推出“誰來為見義勇為撐腰”系列報道。
10月18日，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見義勇為基金會決定頒發一個榮譽。這個榮譽來得似乎晚了些：距離義舉，已經過去了10年。
10年前的某天晚上，李春云騎摩托車帶著朋友途經下關蒼山路時，看到一劫匪正在搶拉一女子的挎包。在追趕劫匪的過程中，李春云不幸受傷，并經搶救無效死亡。
10年來，李春云的父親劉興福奔波在大理州市相關部門之間，為死去的兒子討名分，卻因證據不足等原因，屢屢受阻。
李春云“見義勇為”得到認定時，老漢淚流滿面：“10年了，總算給地下的兒子一個交代！”
步履蹣跚，榮譽遲到整10年
了解李春云的事情后，有人感嘆：榮譽的腿腳難道被打瘸了？不然，為啥遲到了整整10年？
“李春云之死發生在2001年10月，但大理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多次拒絕認定。由于案件一直未獲偵破，既難以提起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也難以提起行政訴訟，只能想別的辦法。”李春光說。
李春光，西南林業大學副教授、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本案的代理律師。漫長的認定之路，為何近期迎來轉折？他介紹了事件的最終幾步。
接手這一案件后，李春光制作了一份法律建議書，于10月12日分別寄發給省、州、市三級“綜治辦”，并于同日將此事向媒體披露。次日，多家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10月13日，媒體報道的當天，大理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再次強調，“李春云見義勇為行為認定存在較大的困難，認定工作一直難以推進”。
同日下午，云南省綜治辦有關領導見到報道后，表示會予以認真研究。事情似乎出現了轉機。
10月15日，大理市政府見義勇為基金會、大理市政法委、祥云縣政法委、鎮民政部門等來到劉興福家里慰問，了解核實了相關情況，還給他們捐助了2000元錢。
10月18日下午，大理市見義勇為基金會通知劉興福，同意認定李春云為見義勇為。10月21日，劉興福收到見義勇為榮譽證書及3萬元獎金。
10年懸案，一周了結。榮譽認可過程中，輿論無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間，李春光沒有提供新證據，政府也并沒有細說認定的證據。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認定見義勇為，調查取證有多難。
證據缺乏，高不可攀一道關
近期，有關見義勇為認定難的相關事件，不斷見諸報端。
7月初，廣州軍區某測繪大隊下士小劉將一位暈倒在路邊的老人送到醫院，可老人親屬趕來后，卻堅稱小劉是肇事者。后來，經過小劉所在大隊的走訪調查，尋找目擊證人，證實了小劉確屬見義勇為。
8月底，在江蘇如皋，一位稱自己是見義勇為扶起了被撞倒的老人的巴士司機，被老人稱是撞倒自己的肇事者。幸運的是，巴士上裝載的攝像頭記錄了事件發生的全過程，這才為司機證明了清白。
引發了官司的天津許云鶴案、更早以前的南京彭宇案，真相至今撲朔迷離。
歸納這些事件可知，缺乏證據是見義勇為認定的第一道門檻。事后，想找出做好事的證明，難！
“見義勇為，原本就是針對于突發事件的一個突發性行為。即使見義勇為者有這個證據收集的法律意識，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在行為過程中收集證據。”南開大學法學專家向波說道。
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楊波指出：“很多時候，受益人和旁人往往不愿或者不敢提供證據。大多數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站出來對我沒有什么好處’。這進而導致目前社會上形成了一些不良風氣：受益人不愿意陳述真實情況；在他人見義勇為幫助自己后，出于個人私利考慮，害怕承擔賠償責任，一走了之；目擊證人有的目睹了事情的一部分，有的目睹了事情的全過程，但出于人身安全考慮，他們也往往不愿意出面作證。”
當真相消散在風中，事實無法證實或者證偽時，裁決卻還要下，那么，這時，裁決者應該怎么辦？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柳經緯說，不應該由行為者去自證清白。“司法工作人員應該嚴格審查，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要求原告提供被告有侵權行為的證明。舉證不了就敗訴，從而避免見義勇為者被受益人反告的現象。”
機制缺失，有了證據照樣難
“空口無憑，當然辦不了事。可是，有了證據又如何？”一位網友說道。
華東政法大學莊建偉教授說：“我國對見義勇為的法律概念缺乏明確的、統一的規定，但認定條件卻比較苛刻，見義勇為的壯舉不少，但能被認定的卻不多。”
楊波解釋說：“見義勇為的認定只是第一個環節，隨之而來的還有后續的賠償、補助等問題。尤其是當見義勇為者、受益人乃至于第三方受到侵害時，就必然會存在利益的沖突。比如說，見義勇為者受傷后應該由誰賠償、由誰承擔責任，這就是一個問題。在法律上應該由肇事者來承擔賠償責任，但如果肇事者逃走后該如何賠償？如果由政府賠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財政負擔，短期、少量的補償尚可，但長期、大量的補償勢必會產生問題。鑒于此，有些地方認定機構有意識地‘控制’見義勇為的規模。”
專家表示，見義勇為是一個道德上的概念，在法律實踐中沒有一部全國統一的法律。莊建偉指出：“近年來，突發事件不斷增多，英雄模范也屢屢出現，應該從更高的層次推進統一性法規的出臺，從立法上保障見義勇為申請、認定及后期賠償、補助等程序的有法可依，維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具體而言，在認定機構上，要改變目前地方政府認定機構不統一甚至缺失的情況，或者專門設置機構，或者將認定職能設置在現有的某個部門中。在認定標準上，要開展一定的調研，根據日常生活中見義勇為的情節、事后損害情況等制定科學的認定標準。”莊建偉說。
對于認定機構的職責，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周澤說：“當申報見義勇為出現認定尷尬時，除了要見義勇為者、受益人等提供證據之外，有關政府部門更應該主動去搜集證據，并且對見義勇為者等人所提供的證據進行核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決證據認定難的問題。但是，我國目前法律還沒有對此給予明確規定或說明。”（張洋苗苗）
(編輯:童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