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國務院發布的最新數據，2011/2012年度被美國高校錄取的中國學生達到創紀錄的194029人，同比增長23%，比2008/2009年度翻了一番，中國在所有派遣學生赴美國的國家中仍占據第一位。
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熱持續高漲，申請者的履歷造假問題也層出不窮。有報道引用了外媒提供的數字：“50%的中國申請者偽造他們的高中成績單，10%的中國申請者提交了自己根本沒有獲得過的獎項和榮譽。”即使高貴如哈佛大學，也一樣被中國學生忽悠。
聽說有留學申請者欺騙美國名校的事情，讀者的第一反應可能是覺得丟人，筆者也有同感。不過，仔細思索一番，此事多出于誠信機制缺失，少緣于道德品質低下。
從熟悉的社會進入陌生的社會，人們常想當然地以為相似的事物具有相似的可信度。結果卻常出人意料，因為不同社會依賴不同的信任指標。跨國交流中的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在留學申請過程里尤為嚴重。媒體往往將美國高中的標準化測試SAT與中國的高考類比，其實這兩種考試有本質的區別。前者更多屬于認知能力的水平測試，后者則包含了大量知識考查成分。
因此，SAT只是美國大學錄取學生的參考指標之一，成績單、推薦信、學生簡歷和獲獎證書等材料不只起到“輔助說明”的作用。由于SAT考試可多次進行，而且對于優秀考生難度不大，許多申請者都能拿到接近滿分的成績。學生的其他表現，如領導能力或文體特長，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高考成績在中國大學的錄取程序中不僅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而且每人每年只有一次高考機會。
美國的大學錄取制度看上去更為科學全面，可其施行基礎在于一整套誠信機制，并伴有相應的聲譽獎懲功能。近年來，中國留美的本科生數量大幅上升，在考試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學生不難在SAT測試中取得像樣成績，但光有這個成績還不夠，于是他們便在美國學校看重的其他材料上大做文章。而美國招生工作人員并不了解如何挑選優秀的中國高中畢業生，也缺乏相應資源對申請者的材料進行有效評估。
在中國這邊，唯分數是論的考評傳統并不看重其他參考指標，本應發揮信號功能的機構或個人也就馬虎行事。筆者當年申請到香港讀研究生，曾請求一位老師為我寫推薦信。不想他隨口答道：“你寫好讓我來簽字就可以了。”這樣師生二人當然省事，可推薦信也就沒有多少參考價值了。后來筆者申請赴美留學，又請求一位香港教授寫信推薦。他寫畢親自封好交給我，我至今不知其中內容。有人說美國大學更信賴港臺高校的畢業生，這除了因教學體系近似，恐怕還有制度上的細節考慮吧。
山姆大叔也不笨，面對中國留學生申請資料作假的問題，自會采取應對措施。
一是清退次貨。據報道，美國西海岸一所名校不久前勸退了七名中國學生，其中一半“涉嫌申請材料造假”。筆者去美國報到后，本校的教務秘書曾經逐項復查筆者的申請材料，前后進行了一個學期之久，要蒙混過關并不容易。二是制度創新。比如啟動“VeriApp”認證系統，該系統將美國高校與中國高中進行數據對接，將中國申請者的信譽記錄在所有美國高校間共享。這類第三方提供的認證報告應比申請者本人提供的材料具有更高的誠信度。三是采用中國自己的信任指標，如澳大利亞的幾所院校采取國內高考成績作為中國學生的錄取標準。就博士項目申請而言，筆者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大學越來越傾向于錄取中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
魯迅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如果應對措施在短期內不見效，美方也有回避風險的措施。比如，招生官員無法分辯來自一所中學的十幾位真假“學生會主席”，便將所有材料擱置一旁。另據報道，向中國學生提供全額無條件獎學金的美國高校已縮減到哈佛等幾所名校。欺騙行為或東窗事發，或傷害整體信譽，這便是搗鬼的限度。
隨著招生機構越來越了解中國的中學教育體系，美國大學甄別申請者優劣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筆者相信留學生申請資料作假問題的嚴重性會逐漸減小。但在誠信機制沒有完善的情況下，學生、家長和中介公司都有強大的動機在材料中摻假。高等教育是人生競賽的第一場重大戰役，沒有人愿意輸在起跑線上。你不跟風作假，可能就被其他作假者擠出局。面對這種惡性競爭，一個渴望就讀美國名校的高中畢業生該如何抉擇？這不僅是利益問題，也是倫理問題。
學術屬于求真的事業，任何弄虛作假都屬于對學術事業的背叛。很難想象在人生重大問題上撒謊的學生，以后會一板一眼地鉆研學問。盡管知曉作假的種種好處，筆者依然奉勸今年申請的各位學弟學妹：有一說一。否則，即使你蒙混過關，混到哈佛大學，又怎么好意思面對該校的校訓“讓真理與你為友”？對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家長們，我只想引用魯迅對搗鬼的一句評語：“……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師）
(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