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能坐享寒、暑兩個假期，這是很多人羨慕大學教師這份職業的重要原因。
但大學老師尤其是那些被稱為“青椒”的年輕教師的假期生活是怎樣的？記者聽到很多老師們的“吐槽”：寒假從不是悠哉悠哉的假期，而是壓力重重的“攻關期”。
不僅如此，科研、職稱、教學乃至結婚生子、養家糊口……本來“釘是釘，鉚是鉚”的事情，在目前的高教體制下卻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
一種和實際年齡不相符的擔心：健康
“提到寒暑假，做學生時還能玩玩；現在當了老師，日程全部排滿。”今年是林曉東在大學任教的第三個寒假。早在放假前，他就制定了一個周密的“度假計劃”：一個月內寫完一篇綜述、兩篇新論文，還要完成一本書的校對工作。
在大學當老師，一直是林曉東最心儀的工作。為此，他一度認為自己很幸運。林曉東老家在湖南，2004年保研到上海；讀研后，同批畢業的40位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位留校任教的。
“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這是黃庭堅《清明》詩中的一句話，林曉東用來形容他對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一個過程，只要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何必計較那么多。”
但有一種壓力，卻是林曉東在任職前沒有想到的——“健康”。他毫不猶豫地吐出這兩個字，這份擔憂和他的實際年齡不相符合。
上個學期，林曉東身邊的同事接二連三地病倒，還有人因患惡性腫瘤去世。這些消息讓他害怕。除了體質原因，他私下認為，長期熬夜，常年在高壓下超負荷地工作，這些都是導致同行們免疫力差、容易患病的原因。
現在，林曉東向朋友學習了一門“撞墻功”，在電腦前坐累了，就用腰撞撞墻，緩解腰部和背部的肌肉酸痛。不過，他心里還有一個“疙瘩”，那就是自己的辦公室。
“可能有些甲醛超標”。林曉東的辦公室是由一間大會議室的改造而成的。大辦公室隔成六小間后，他被安排在中間的一間。記者注意到，辦公室內擺了兩個除甲醛的化學品。“為什么不放些綠色植物呢？”林曉東無奈地告訴記者：“這里沒有窗，不通風啊。”
體面工作的另一面：養家很艱難
和林曉東一樣，李旦也是講師，但他卻格外“留戀”辦公室。
李旦任教于滬上一所大學的電子工程系。寒假里，學生都已放假回家，可他幾乎天天上班，“朝九晚五”，跑學校比平時勤快得多。
“家里有小孩，辦公室安靜些。”1982年出生的他，頭上已長出不少白發。寫論文和準備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占據了他寒假的大部分時間。
學校是個清靜之地，有時，李旦躲在辦公室里，也像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學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別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樣年齡的，那差別就大了！”
李丹初略算了一本賬：因為要養孩子，一家人每月開銷少說5000元，一年就是6萬；養車去掉2萬，其他雜七雜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約10萬元。
今年是李旦參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據目前的收入，養家糊口勉勉強強，手頭若再要有一些積蓄，實在艱難。為孩子積攢來日的教育費用，乃父親職責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樁隱隱心事。同事中，有人已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業去了。
林曉東來滬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賬：每頓飯在學校食堂解決，花費10多元；平時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費、通訊費、買日常用品的錢，每個月的結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來能存下3萬元。“學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內買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離開這里。”
2012年，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曾帶領自己的團隊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5138名40歲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師進行了一次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調查方法，完成了《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經過20來年的苦讀‘修成正果’拿到學位，又在與同齡人競爭中獲勝，爭取到一個大學教職時，很多人卻發現自己面臨比原來更大的壓力：外部的、內部的、同齡人的、隔代人的、學生的、老教師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經費、職稱晉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這些本身并沒有關系的詞語，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報告》中，廉思團隊這樣描述青年教師的境況。
林曉東的本科同學，不少人“房子有了，車子有了，孩子有了，發展好的已做到了企業中層。”曾經很以兒子自豪的父母，如今說話也有些變味了。有時，鄰居無意間的一句話就可能傷害到他們。“你兒子是名牌大學老師，家里應該很有錢吧？”父母聽到這樣的話，難免會在林曉東面前發牢騷。每當這時，林曉東也會想，如果當初碩士畢業聽父親的話去考公務員，現在的生活會不會好一些？但他馬上又推翻了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別人還給你錢，心理應該平衡了。”
教學科研兩頭忙，拿捏平衡不易
《報告》顯示，有72.3%的青年教師認為工作“壓力大”，且最大的壓力來自于科研。由于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升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78.1%的受訪者覺得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介紹，在滬上多數院校，青年教師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幾部分：一是完成所在課題組負責人分配的工作，包括與課題相關的科研任務，指導學生修改論文、選課、答疑。二是完成學校安排的工作，包括承擔一定課時的教學任務以及學校的各項評估考核等。三是自我提升，包括參加學術活動、自主研究。一些青年教師知道，最后一項其實最重要，既關系到職業長期發展，也影響教學質量，但這部分工作短期內不能產生效益。受現有的評價機制所限，沒有經驗缺乏資歷的青年教師很難獨立申請課題，只能通過給“老板”（所在課題組負責人）干活或承擔教學任務來獲取經費，用于自我提升，開展獨立科研。
在一些大學，“非升即轉”或“非升即走”的政策，也是壓在青年教師身上的重擔。所謂“非升即走”，是指學校對教研系列的中、初級職務實行有限期的合同聘任制，在聘任年限后仍不能晉升高一級職務的教師，不再續聘教研系列崗位。要么轉崗，要么向外流動。
李旦說，他所在的大學對教師評職稱設有一些“最低門檻”，比如有幾篇代表作，承擔過國家或省部級項目的負責人，拿過自然科學基金。已經工作6年的他曾兩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但均未獲批準。“寫申請書很費時間，短則2個月，長則半年。因為我要介紹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既要與以前的研究關聯，也要找出創新點，很費腦筋。”
“大家都報基金項目，專家評的時候，一個上午要看一百多份材料，速度非常快。所以能不能評上關鍵看題目好不好，開頭幾段論證得漂不漂亮。”林曉東在中文系任教，他認為，文科的基金評審往往是看研究者“想”得如何，而非“做”得怎樣。他說，基于評基金需要“碰運氣”的現狀，他目前不敢也不能在科研上“押寶”，更多的精力還是用于教學。
曹東勃的想法與林曉東不謀而合。今年是曹東勃在華東理工大學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擔公選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外，他還為研究生講授專業選修課《經濟哲學》。“青年教師多半是想把課上好的。沒有哪個青年教師一進校就說，‘我根本不在乎學生的評價，只搞研究就行了。’因為職業生涯才剛剛開始，站住講臺，把課上好，一個教師的大后方就穩固了。”
曹東勃還記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時間用于教學，20%時間做科研。他2010年7月畢業，9月就要上講臺，同時講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兩門課。除去到山東農村調查的15天，兩個月的暑假只剩一個半月可以備課。“第一次備課時間不夠用，當時只搞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課件、教案，勉強做完一半。最緊張的時候，這一周的課剛上完，就要馬上制作下一周的內容。”
過去這一年，曹東勃在農村駐村調查了60天。他坦陳，以前教學壓力大的時候，根本抽不出這么多時間，現在投入教學的時間逐漸減少，但學生評教的分數卻在逐年提高。曹東勃授課的四個班，前兩年每年只有一個班的評價在90分以上，今年，四個班的評教分數都超過95分。
“催人奮進的壓力”，遭遇功利的評價體系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瞿駿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覺得，青椒壓力不小是事實，但壓力也有類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師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崗位上，除了教學和科研重擔，上有學問淵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識的學生，這些也應該算是“催人奮進的壓力”。
瞿駿曾赴國外訪學。他說，歐美學術界實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學很苦，尤其在美國，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時間拿一個學位是家常便飯，同時，大學教職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可一旦獲得教職，特別是終身職位后，教師基本可以心無旁騖地做學術研究了。在我國，青年教師相對而言基數龐大，入職后的競爭特別激烈。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0年底，我國高校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人數已超過86萬，占全國高校專職教師總數的63.3%。
幾乎每一位接受采訪的青年教師都認為，現有的考評體系和方式過于功利。本想安于治學，做些“良心活兒”，但這些若以量化指標來衡量，都顯得是在做無用功。
林曉東最近半年埋頭點校，整理古籍，為其添加標點、校正文字。很多人一聽，覺得他傻。一方面，做這類基礎的工作無法獲得學術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點校是“雕蟲小技”，點對了，應該的，稍微錯一點，就是水平能力有問題。眼下，一本古籍剛點校完，林曉東沒拿到一分錢，換來的只是自己心頭一樂。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約束機制，高校會墮落；但是，不能讓考核把人考得煙熏火燎，把大學考成一個速生雞的養雞場。”做一名大學教師，應該是“發現興趣、呵護理想”的過程。可青椒們也感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教書做學問不僅要耐得住清貧，還要有一些“投機取巧”應對考評的能力，讓自己“活”下去——對很多人來說，這真是太難了。（注：文中林曉東、李旦為化名）
(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