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線率不足十分之一，只能從名校和學碩撿漏

　　非名校專業碩士成“備胎”

　　王李焱(化名)不久前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績，總分291分。然而今年的A區考研國家線是315分，她報考中央民族大學的法律碩士專業落榜了。在查詢網站上公布的成績匯總表時，她發現，專業的計劃招生名額是60人，共159人報考，卻只有13人過了國家線。她又查閱了往年的報考情況，發現2013年計劃招生名額是50人，只有9人過國家線。

　　從2009年開始，全日制專業碩士(以下簡稱專碩)在研究生結構中的比例不斷擴大，在研究生學位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10%上升到近一半，教育部稱，到2015年將使二者比例達到1:1。

　　然而，隨著招生名額年年增多，除了少數名校，報考人數卻沒有相應的增加。以法律碩士為例，過線率低、計劃名額招不滿，最后只好通過調劑來填補空缺的現象，已經在不少高校的專碩招生中出現。

　　法律碩士實行國家聯考，全國所有考生都使用同樣的試卷。然而，在研究生招生單位中，只有34所高校擁有自主劃定招生分數線的權力，而且全為985高校；其他高校則被劃分為A區、B區，由國家統一劃定分數線。區內考生達到國家線是最基本要求，如果未能通過國家線，就無法參加學校的復試。過線率低的，往往是這些不具備自主劃線資格的高校。

　　一所非211高校的法學院教授將這34所高校比喻為“女神”，其他高校則是“備胎”，其社會認可度和受追捧度都無法與34所相比，在專業碩士這一新興事物上體現尤甚。由于只能根據國家線來招收學生，招到優秀的學生變得越來越難。

　　非名校過線率不到十分之一 名校分數線卻年年走高

　　李睿(化名)是山西大學法律碩士專業的學生。在她考研的2011年，專業的計劃招生人數是50人，她考上后發現，自己竟然是唯一考過國家線的學生，其余49個名額都得靠調劑填補。她所在的山西大學法律碩士專業，近幾年的情況一直不容樂觀：計劃招生人數都在30人左右，但每年過國家線的都只有一兩個人。

　　蘇州大學2012級法律碩士閆敏(化名)也對復試印象很深：“我們報考專碩的總共才12個人過線，但專碩計劃招生五六十人。”更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我感覺報考的人數還沒招生人數多”。

　　同樣，鄭州大學(招生辦)2010級法學碩士李若水(化名)也發現：學校法律碩士的招收人數是40人，然而，很多都是調劑過來的。“主要是報考我們學校專碩的人少”。

　　在法學名校西南政法大學，近年來的法碩分數線也呈走低趨勢。這所非211高校今年的法律碩士(法學、非法學)專業的分數線都為315分，僅僅與國家線持平，已經連續兩年接受調劑生源。在學校3月24日發布的調劑公告中，專業碩士共有100個調劑錄取指標，報考學術型碩士315分以上的考生都有機會調劑，這一要求比去年還降了10分。

　　其實，蘇州大學的法學專業一直是學校的傳統優勢學科，從民國便有“法官出朝陽，律師出東吳”之謂；鄭州大學的法學專業也曾是1977級最早一批開設法學專業的四所高校之一，也擁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在教育部的一級學科整體評估中，蘇州大學和鄭州大學并列第19位，然而，其招生自主權、生源質量都遠遠比不上同一排位的華中科技大學

　　“不同層次的學校，所享受到的資源相差太大了。”華中師范大學(招生辦)教育學院院長涂艷國說。非名校即便擁有優勢專業，在招生上也越來越處于劣勢；與之相應的是，985高校專碩的招生卻是年年走高。

　　就剛剛公布的各校法律碩士分數線來看，傳統的“四大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分數線基本上都比國家線高10～25分，最高的高出35分。人大2008級法碩學生李靜記得，當時計劃招100多個人，最后的錄取比例接近1:100。武漢大學2012級法律碩士范磊說，2012年，武大法律碩士共計劃招280人，報考的人數高達三四千人，招考比例超過1:10，復試分數線也是年年都比國家線高10分左右。范磊所在的班級里總共43人，本科為一本和二本高校的學生占到了70%，他的室友都是從上海交通大學、武漢科技大學等一本高校考進來的。

　　在擁有自主劃線權的34所985高校里，法學專業不那么著名的重慶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過去幾年的分數線曾經都低于國家線，但今年，重慶大學分數線上漲了20分，高出國家線5分；華中科技大學的分數線則首次與國家線持平。

　　“相對于所謂的專業實力，大家更看重學校的綜合排名。”正在準備法碩考研的武漢工業學院學生王君(化名)說，考生認名牌學校，卻不認非名校里的名牌專業，是普遍現象。

　　非名校專業碩士成“備胎”

　　在招生需求年年增加，生源質量卻下滑、過線率不佳的現狀下，一些非名校的專業碩士已經逐漸淪為“備胎”，大部分名額都要靠調劑才能錄滿。

　　閆敏本科畢業于大同大學，他坦言，“選擇考蘇州大學是因為相對好考，我本科的學校比較差。”像他這樣直接報考蘇州大學的學生，“本科學校大都不怎么樣，司法考試也沒過，不少都是江蘇一些地方高校畢業的”。雖然在他現在的室友中，也不乏一些本科畢業于山東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好學校”的學生，但他們都是考清華、北師大等名校失利，才調劑過來的。

　　與李睿同級的楊祖(化名)就是從學術型碩士調劑過來的學生，“專碩成了學碩的‘備胎’，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他說。

　　這導致許多學生在法學考研路上都會采取這樣的策略：先報學碩，考不上再調劑讀專碩。事實上，許多學校在學碩完成初試篩選后，慣常的程序也是建議落榜的學生調劑。“在學碩參加完復試沒被錄取的，老師都會直接打電話問愿不愿意調劑到專碩。”

　　蘇州大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承認，報考學術型碩士的學生往往是應屆生，而報考專碩的學生中，很多都有過工作經驗，他們抱著來給自己“鍍金”、增加就業砝碼后再回歸社會的想法考研。對于老師來說，顯然更喜歡應屆畢業生，“他們的基礎更好”。

　　因此，在專碩生源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通過調劑來保證生源質量，已經是許多非名校的無奈之舉。

　　就業導向使專碩遇冷 培養模式尚不清晰

　　對于專碩招生名額的迅速增加，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副教授元軼就感到不太適應。他指出：“兩者的區別，有時候僅僅體現在畢業流程上。”

　　元軼認為，目前的導師、培養方案都使專業碩士沒能彰顯出自身的優勢。“我們導師自身也要反思。國內的一名導師往往都指導多名專碩，這本身也影響了教育質量，有些導師直到學生專碩畢業，也未必能夠記得清學生的具體情況”。

　　在元軼看來，學生對學碩的追捧既是出于傳統思想的原因，也是出于就業的考慮。“中國人選擇接受教育的思想一直都如此，對所謂實用性的方向總覺得不夠陽春白雪，同時，就業市場的反饋也還不夠明顯。”

　　“在人們的觀念里，就是認為學術型的比較好，現在用調劑還可以滿足專碩的招生，要是不能調劑，情況會更糟糕，可能完不成計劃。”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說，“導師的上課習慣、考試習慣、思維定式和對學生的偏好，都是傾向于學術化的。學校也覺得考學碩的學生生源好，這就像人們對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的看法一樣，覺得重點高中學生素質更高。”

　　涂艷國也表示，就他接觸的學生來看，學生更多考慮的是就業問題。“因為用人單位看出身，所以學生也會更注重學校的名氣。就算有些985高校的專業不是很好，學生也會更多地考慮這個學校，而有些非名校哪怕有很好的專業，生源也不好。”

　　但他仍然認為，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專碩的設置并沒有更多地考慮辦學規律，還是為了解決生源出口的問題。”涂艷國說，盡管從理論上來說，專業碩士的主要生源應該是在職人員，但為了緩解擴招后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而開放全日制的專業碩士學位，導致了目前的現狀。

　　他以自己所在的教育學專業舉例：專碩的學制是兩年，要求實踐至少一年，但事實上，上課、實習、畢業論文在一年內完成不太可能，這便使得培養質量大打折扣。同時，全日制的專碩學生其實在找工作上也沒有什么優勢。“社會需要的是實踐能力強的人，但本科的師范生都不好就業，更何況專碩的很多學生是由于無法就業，從二三本的學校考過來的，培養出來的人遠遠超過了社會需求。”

　　“專碩學位的設置和培養還是應該更多的考慮社會需求，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招生。”涂艷國表示，很多普通高校并不具備培養專碩的能力，這樣大規模開放專碩的培養單位，只能進一步敗壞專碩的名聲。

　　他也建議，在現有情況下，學生在選擇時不應有太多功利的考慮。“有些好學校的資源有限，對學生的關注也有限，甚至不把學生當回事，這對學生的發展并不是好事。在某些普通一本或二本學校，只招十幾、二十個人，導師帶起來反而會更用心。”而對于教師而言，更重要的是觀念的轉變和培養方式的改革。“很多教師的觀念沒有轉變過來，還習慣以學術型的標準來要求專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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