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黃岡中學曾被譽為高中教育“神話”，高升學率、高獲獎率給這座位于鄂東大別山區的城市帶來無盡的榮耀，該校老校區甚至一度成為熱門旅游景點。但隨著(課程)改革、新課標改革，奧賽與高考脫鉤、高考試卷分省命題等政策的相繼出臺，黃岡中學的優勢漸失。同時，經濟發達地區教育后來居上，學校搶走優質生源，以及市場經濟在教育領域的滲透，無數優質師資力量被挖走，黃岡中學已經17年沒出過湖北省高考狀元，黃岡升學率也回歸到與人口比持平的水平。(4月6日《長江商報》)

黃岡市官方有關人士并不同意“黃高沒落”的說法，理由是該校以前占領了高考和奧賽的制高點，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的人才，而今也還很優秀。從制高點、高處滑落到低處，還不叫相對意義上的沒落，還不意味著黃岡中學神話的破滅？

為什么這個曾經傳遍全中國的“神話”會破滅？就得從這個“神話”為什么會形成談起。上世紀80、90年代，全國各省甚至很多地級市范圍內，都有曾經的黃岡中學、今天的衡水中學這樣將應試培養水平發揮到極致的典型，只是升學率較黃岡中學、衡水中學略低。這些中學的共同特征就是封閉辦學(準軍事化管理)，題海戰術，將節假日和寒暑假壓縮到最短天數，招募優秀師資研究高考命題規律并摸索出最為恰當的答題方式、學習復習技巧，通常還能獲得所在地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一些地方將最好地塊留給學校建設校區、教師宿舍，給予校方和教師種種優厚待遇，對于校方大量違規收取擇校費也將聽之任之。

上段所述的這種辦學模式，毫無意外在上世紀80-90年代大行其道。黃岡中學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是，能夠聚集優秀師資開展命題規律、答題方式、學習復習技巧的研究。在當時，這些通常分布在中小城市的一流中學的師資薪酬，跟一線城市、省會城市的同行工資比起來，差距并不算大。學校方面可以通過大量收取擇校費，以高考上線人數特別是名牌大學上線人數折算獎金發給老師，這就縮小了這些學校老師工資跟大城市同行的差距，甚至還可以有所超出。這種操作模式得以行之有效，需要以學校保持相當驚人的高考上線率為前提，上線率高，才會有取之不竭的本地、異地擇校生，才會讓地方政府傾注足夠多的支持資源。

前面已經提到，地方政府對黃岡中學們的支持，相當重要。在過去，政府支持本地的教育品牌發展，理所應當，甚至可以說，黃岡中學們本身就是地方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政績。但隨著中西部經濟的發展，沿海制造業向內外轉移，很多地方掀起了全民招商，經濟發展的政績含量顯然已經超出教育品牌的價值。黃岡中學式的教育品牌，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經濟創造價值，也能有助于地方爭取上級撥款，但這些資源過于有限。更為關鍵的是，黃岡中學們盡管年復一年的創造著高考升學奇跡，培養出的高分考生就讀名牌大學后卻基本上不會回到家鄉，名牌高中所在地所能吸引的人才，事實上更多的是那些學習成績和考入高校層次稍遜的考生。簡言之，舉一地之力，支持名牌高中發展，成本投入和收益遠遠不成正比，這必然會降低地方政府的持續投入熱情。

到了新世紀的頭十年，先后迎來了高考改革、新課標改革、奧賽與高考脫鉤、高考試卷分省命題等政策改革，這弱化了中小城市名牌高中過去形成的辦學優勢。這些中學迎來的致命一擊是，各省省會城市的城市化擴張在這十年加速，本省內更多人口涌入省會，客觀上就帶走了一批生源，而省會城市的老牌高中開始效仿中小城市高中提升應試辦學水平，就切斷了所謂的生源逆向流動(從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經濟的發展擴大了工資差距，省會城市的中學教師能拿到的工資，遠遠超過中小城市的同行，后者即便可以通過高考獎金增加收入，仍將低于前者。這些都進一步降低了中小城市名牌高中對優質生源的吸引力，并因此削弱了其吸引擇校生獲得擇校費收入的能力。

黃岡中學“神話”的破滅，不僅僅是黃岡中學一所學校辦學奇跡的消失，更可以界定為一種辦學模式的破產。這并沒有帶來一些人所宣稱的應試教育式微的結果，恰恰相反，更多地方更多學校是通過“山寨”黃岡中學的辦學模式，讓應試教育的節奏進一步加快，應試競爭的水平已不再僅僅取決于辦學模式和師資水平的優劣，而是不同地方支持教育的財力大小。這是教育投入不均衡的體現和結果。

某種意義上講，黃岡中學們大行其道的過去和相對沒落的現在，大城市都將笑到最后，無非是新涌入的人才在中小城市、農村還是本地讀完高中的區別。我們今天回顧并檢討已經破滅的黃岡中學“神話”，不是為了要走回頭路，讓國家給黃岡中學們投入更多資源，以重現其失去的輝煌，而應切實增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發達地區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中央政府投入，讓這些投入可以培養出更多服務于所在地的人才。

(重慶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