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子成為舊照片，當舊照片成為回憶，定格在老相館里的那些舊時光就這么遠去。

　　“人生幾十年，忙忙碌碌。當時學攝影只是為了謀生，但是這期間發生的變化和故事，現在回味起來卻很有‘味’。”86歲的王進松老人是海口福容相館的“老掌柜”。12月25日，當他向海南日報記者講述這家從父輩起就開始用心經營的近百年的老相館時，從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從有膠片到沒膠片，從國營相館到私人承包，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在他皺紋里的淺笑中就這么舒展開來。

　　文昌相館遷往府城

　　王進松的父親是文昌人，早年去南洋謀生當學徒，學過廚師、做過面包，當過牙醫，還修理過汽車。后來在一個日本人開的照相館中當學徒后，就將所有的積蓄與漂洋過海學到的拍照技術帶回了家鄉。

　　民國時期，福容相館就開在文昌縣城里。“福容”二字，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寓意，也有“福氣”的情感寄托。“小時候聽父親提起，這是當時文昌中學一位老校長給起的名字，父親覺得好，我們一直用到現在。”王進松說。

　　1939年前后，日軍侵占海南島后，為了躲避戰亂，福容相館一度停業。

　　1949年解放前夕，王進松舉家遷到了海口府城，并不寬裕的家境和父親日漸衰弱的身體，讓王進松過早地承擔起養家的重擔，福容相館再次開業。

　　顧客排隊到“天安門”拍照

　　解放后，照相館的日子迎來了一縷明媚。

　　1950年代，在“一化三改造”中，福榮相館也緊跟時代步伐，被并入瓊山飲食服務公司，實行公私合營。“我們的公司有食堂、理發店、茶店，但是照相館的生意是最紅火的，比百貨公司還風光。”王進松說，解放初期，福容相館是海口為數不多的照相館，其他市縣更加稀少。他經常扛著相機騎著自行車下鄉拍照，各個市縣的鄉鎮都有他的足跡。想拍照的人，多是中學的學生和部隊的官兵。“當時我們照相館上繳的利潤最多，管我們的經理風光，我們也跟著風光，一個月拿到了56.13元的工資！”

　　在王進松的記憶中，有一個“大場面”至今讓他難以忘懷。那是一次海南軍校教導大隊的開業典禮，需要一名攝影師為1000多名官兵們拍集體照。

　　1960年代，福容相館里開始迎來“大手牽著小手”來拍全家福的顧客。“當時來拍照的人都是排著長隊，要等待叫號的，十分熱鬧。”王進松回憶，最受歡迎的布景是“天安門”，一家三口就站在“天安門”前合影，在熠熠生輝的五星紅旗下，幸福像花兒一樣在瞬間定格。

　　數碼技術：有沖擊，也可減負

　　1978年改革開放后，王進松與兒子王升便將相館承包，轉為私人經營,后又遷址到海南中學附近的大路街。在這短短的30年間，社會發展的年輪似乎按下了“加快鍵”：從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從傻瓜相機到數碼相機，從暗房沖印到電腦沖印，一切在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眼里都顯得太快了。

　　1970年代，天南海北來海南當兵的海軍、陸軍，也成為福榮相館的常客。至今，在福榮相館里仍擺放著一張2寸大小的年輕水兵照。年輕的水兵身著淺藍色的海軍制服，濃密的眉毛下，雙眼堅毅地望著遠方。”這張照片當時代表廣東省被選送到北京的中國人像攝影展展出過！”王進松激動地告訴記者，像這樣的部隊官兵來拍照是常事，每一年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官兵退伍，需要拍攝退伍照。

　　“部隊的軍人最愛的是有椰子樹的布景。”王進松說，軍人們偏愛在椰子樹下拍一張颯爽英姿的軍人照，寄給遠方的親人，報平安。

　　1980、90年代，受到港臺沙龍攝影的影響，很多年輕的姑娘也爭相走進了照相館拍“藝術照”。“說是藝術照，但其實就是整潔為主，也沒有花哨的衣服，精心地化妝。”王升說，附近海南中學不少學生當時也過來拍“學士照”，身穿學士服，頭戴學士帽，手里卷個書本，洋溢著對未來的憧憬。

　　1990年代，傻瓜相機開始出現，有條件的家庭自配相機，福容相館迎來很多來沖洗照片的顧客，照相館的照相功能日漸弱化。2000年至今，數碼相機及智能手機、高清像素相機出現，“自拍”更是代替了進照相館拍照的“講究”。

　　“以前人家老說，開照相館既要身體好，又要技術過關。”王進松說，最辛苦的是在暗房里沖底片，時間久了要“過火”，時間少了反差又不夠，洗出來的照片沒有層次感。而如今，王進松認為，數碼相機的出現，是改革開放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對我們老照相館的生意來說雖然有一定的沖擊，但是從技術上來講是一種減負。”王進松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兒子王升說，現在開照相館比以前舒服多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科技進步，就像下雨就要打傘一樣自然，“跟著時代走，做生意，不需要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