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埋將士相當一部分來自湖南

　　本報宜昌訊(記者羅京瞿凌云)易生錢，54歲，他的父親易順滄，曾入讀湖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是解放前南邊村少有的能識文斷字的讀書人。因為這層關系，他對這段歷史頗為了解。他告訴記者，“這些烈士，很多都是湖南的。”

　　“我記得有一塊碑文，上面寫著‘追贈陸軍工兵中校卿國權之墓，民國32年夏立’，”卿國權當時所在的部隊是75軍預備第4師。易說當時仔細看了一下后面的文字，他的籍貫是“湖南興化青梅鄉。”

　　他說，“聽父親講，這些當兵的很多是湖南的，可以叫做湘軍吧。”

　　“80年代，有很多湖南人來這邊尋找自己親屬的墓地，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話，他們也聽不懂我們說的話，沒有給他們幫上忙。”

　　易生錢說，“在我的印象里，埋葬在這里軍銜最高的是郭德章，是個將官，浙江奉化人，蔣介石的老鄉。”

　　“他是第六戰區司令部委派到南邊村的督戰官，不是戰死的，是病死的。”

　　為什么傷員死亡這么多？易生錢說，“這里雖然是野戰醫院，但交通不便，缺醫少藥，送來的人常常只能等死。”

　　三大戰役喋血宜昌

　　宜昌地處長江三峽西陵峽口，上控巴蜀，下引荊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時期，宜昌的戰略地位又一次凸顯。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重慶，致使宜昌成為西遷人員和物質的轉運基地，宜昌成為中國軍隊的后勤交通樞紐和陪都重慶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門戶。

　　決戰宜昌之棗宜會戰：中國軍人愛國精神震撼敵猷

　　1940年5月，日軍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集結30萬大軍發動棗宜會戰。當時中國軍隊的第33集團軍只有兩個團駐守襄河西岸。張自忠作為集團軍總司令，本來可以不必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但他不顧部下的再三勸阻，率2000多人東渡襄河后，一路奮勇進攻，將日軍第13師攔腰斬斷。

　　日軍隨后以優勢兵力對張自忠所部實施包圍夾攻。張自忠毫不畏縮，指揮部隊向人數比他們多出一倍半的敵人沖殺10多次，日軍傷亡慘重。5月15日，日軍10000多人分南北兩路向張自忠率領的部隊實行夾擊。激戰到16日拂曉，張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長山。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中國軍隊的陣地發起猛攻，一晝夜發動9次沖鋒。不久，張自忠為國壯烈捐軀。21日，日軍再陷棗陽，并北進至鄧縣、老河口、樊城一帶。

　　23日，日軍第11軍決心實施宜昌作戰，并于25日下達渡河命令。6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第5戰區部隊反攻襄陽，并將戰區部隊分為左、右兵團，由李宗仁、陳誠分任兵團長。經過近一個月的激烈戰斗，日軍將兵力配置于宜昌、當陽與襄河附近地區，中國軍隊則集結在信陽、鐘祥、隨縣、荊門、宜昌、江陵以北之線。6月12日，日軍占領宜昌。

　　棗宜會戰歷時近兩個月，中國軍隊英勇抗戰，沉重打擊了日軍，戰役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以張自忠將軍為代表的中國愛國軍人偉大的抗戰精神給日軍以強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