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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含冤入獄11年，終獲自由的趙作海自10月開始實現“華麗轉身”，做起了“公民代理”，免費替人維權。迄今，趙作海已經“真刀實槍”地代理了幾起案件，并于日前專程赴北京“看看記者朋友，說說話”。在自己的冤案昭雪之后，趙作海希望幫助別人維權，情理上自是令人振奮的。一則表明，趙作海及時走出了昔日陰影，以積極的人生態度來看待社會和他人；其二也表明他心中還“裝著”許許多多受了冤屈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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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作海作為“公民代理人”，本身是無可爭議的。有關法條明確規定，普通公民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作為當事人的代理人辦理有關訴訟事宜。而且，作為一個“冤案符號”，趙作海的出現，本身就可警示有關法院和法官謹慎辦案，以免冤枉好人。只是，在我們看來，趙作海作為“公民代理人”，其信仰的不是法律，而是以悲情為手段，將自身和媒體的影響力高高籠罩在法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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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幫助他人維權的資格，并不意味著有幫人維權的能力。這種能力，一方面體現為對法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體現為動用其它關系以影響和左右司法的能力。顯然，趙作海依憑的不是法律知識，更不是對法律的精深理解，如其所言，“我不識字，訴訟材料是老伴念給我聽的”。字都不認識，又談何對法律的認識！事實上，他依憑的正是法律之外的力量。“但我都盡量幫他們找記者、媒體。指個門路，找哪個記者，找哪個報社。以前記者給我的名片都送完了。”這說明，他信奉的是媒體的力量，他相信媒體可以影響司法，相信司法會臣服于領導、臣服于民意、臣服于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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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替人維權的過程中，如其所述，“我一到了，領導就重視了”。只是，這種“重視”，并非對他趙作海的重視，也不僅是對案件的重視，而是對追逐趙作海的媒體的重視。趙作海代理哪個案件，他在哪里出現，都有媒體追蹤報道。在趙作海簡單的法律意識里，自己所具有的這種“影響力”和“關注度”，自己與媒體記者的良好關系，是足以捍衛當事人的權益，足以為當事人“喊冤”的。現在，趙作海更是開始主動加強與媒體的聯系，時不時“看看記者朋友、說說話”，自是希望“媒體朋友能繼續協助他幫人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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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趙作海看來，誰冤誰不冤，完全是一個生活經驗的問題。他相信自己的經驗和冤案經歷足以判斷。從他的這種自信中，我們見識到的是他樸素的情理邏輯。只是，趙作海沒有想到的是，法律有其自身獨有的邏輯，是一個自足的封閉系統，遵循獨特的規則來進行判斷。他或許也沒有想到，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正是這樣的生活邏輯在左右著法律的職業邏輯，從而導致了法律得不到真正的貫徹和適用，并導致了“權大于法”、“法律成了擺設”、“需要的時候才想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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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成熟的國家，法律猶如“神器”。反觀我們的現實，法律被高高掛起、被刻意曲解的現象并不少見。公權機關“指導”法院辦案，媒體對法院指手畫腳，個人也想通過自身影響力左右司法也常有發生……，往往使法官無法獨立判斷，使法律得不到切實遵守，由此而引發的是公民對法律的不信任。現在，大字不識幾個的趙作海抱著“為他人維權、幫他人維權”的善良愿望，成了公民代理人，實在是對法律因人而變、司法不能一視同仁保持剛性的鮮明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