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們往往還沒有見過自己“死亡”的孩子，孩子就被醫院“埋葬”了

　　7月15日，廣東、廣西警方同時行動，一舉搗毀集拐騙、運輸、販賣于一體的以越南籍犯罪嫌疑人為主的“6·8”特大跨國拐賣兒童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39名，解救被拐嬰兒8名。犯罪團伙的猖狂震驚世聽。在西班牙，嬰兒失蹤事件也在牽動人心。在悲慟家長的敦促下，法官正在受理數百樁幾十年前的嬰兒失蹤遺案。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這些失蹤案始于佛朗哥專制統治時期，開始是為了報復左派支持者，當局誘拐他們的新生兒賣給他人收養。之后，這股“拐賣潮”發展成一個“產業”，醫生、護士甚至修女勾結作案，背后可能有一張骯臟的犯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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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到了的集體訴訟

　　７月初，現年７８歲的康塞普西翁·羅德里戈·羅梅羅向法庭提起訴訟，要求尋找自己４０年前失蹤的新生嬰兒。和其他上千名提起類似訴訟的父母一樣，她渴望了解歷史真相，以打開糾纏自己幾十年的一個心結。

　　羅德里戈·羅梅羅是一個裁縫，１９７１年在塞維利亞一家醫院早產生下一個男嬰。醫生對她說，孩子雖小，但“身體狀況良好，很快可以變得強壯”。此后，這名醫生消失了，羅德里戈·羅梅羅也再沒見過自己的孩子。兩天后，醫院另一名醫生告訴她的丈夫，孩子被送到另一家醫院接受進一步檢查，可惜夭亡了。

　　這名醫生說，第二家醫院已將孩子埋葬，就葬在塞維利亞圣費爾南多公墓一個無名墓穴里。

Anadir現在每天都接到許多調查申請

　　“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一直認為，我的兒子是被盜走的，”羅德里戈·羅梅羅說。

　　今年１月底，一個名叫Anadir的組織代表失蹤孩子家庭，向西班牙法庭提起首宗嬰兒失蹤案訴訟。大法官坎迪多·孔德－蓬皮杜６月１８日宣布，已調查８４９宗嬰兒失蹤案，其中１６２宗可以歸為刑事案件，因為有證據顯示涉案嬰兒是被拐賣的。

　　由于大多數案件已超過訴訟期，律師們正在討論是否應通過特殊法律條例來審理這些案件。歷史上曾有過先例。２００８年，西班牙著名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宣布對佛朗哥時代遺案展開延期調查，追究佛朗哥是否曾下令將數千名嬰兒從他們的母親身邊奪走，因為這些母親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嬰兒失蹤案從１９５０年延續到１９９０年，佛朗哥１９７５年死后依然持續發生。目前尚不知曉政府官員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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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為犯罪網絡所為

　　孔德－蓬皮杜說，目前無法預測還將有多少嬰兒失蹤案浮出水面，它們可能與有組織犯罪網絡有關。他沒有詳細闡述，只是不相信如此“海量”誘拐案件只是“單個組織”所為。

　　Anadir組織主席安東尼奧·巴羅索說，他相信，這些年來，西班牙已成為國際販賣兒童犯罪團伙的一個交易中心，無數新生嬰兒在這里被賣到國外各個收養家庭。

藍色緞帶是當年失蹤男嬰系的，粉色的是失蹤女嬰系的

　　現年４２歲的巴羅索于去年成立Anadir組織。當時，他從一個朋友那里得知自己是被收養的。于是，他偷偷獲取“母親”的ＤＮＡ樣本，經檢測，與自己的樣本不相符合。在他的質問下，“母親”承認自己花錢從一名修女處買了一個嬰兒，并將這個秘密保守了幾十年。

　　后來，巴羅索一直在追蹤那名修女的下落，得知她曾在一家婦產醫院工作過。巴羅索向法院提起訴訟，被告是那名修女和醫院其他幾名員工，此案尚未開庭。如今，他仍在執著地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

　　據Anadir介紹，已有一些被收養的人成功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隨著越來越多父母加入到追訴嬰兒失蹤遺案的大軍中，社會上涌現出不少與Anadir有著同樣宗旨的組織。他們呼吁更多律師投身到這一公益事業中。

　　今年６月，在西班牙的拉利內阿－德拉康塞普西翁舉行了首次墓地挖掘工作，有證據顯示，那里曾埋葬過新生嬰兒。馬德里地方法院表示，庭審時需要醫院工作人員，包括曾做過護士的修女等出庭作證，向法庭說明涉案嬰兒的去向。

　　在巴羅索一案中，一些修女已承認參與拐賣嬰兒，但沒有證據證明她們是一個犯罪網絡的一分子。對此，羅馬天主教堂尚未做出任何評論。

　　馬丁和女兒安娜相信，安娜的妹妹出生后就被偷走了，當時她們的媽媽剛因難產過世。馬丁和安娜堅信，某個家庭里有個女孩長得就和安娜一般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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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記錄疑點重重

　　馬德里一家公司從今年１月起，為７００多名涉案人員建立了一個ＤＮＡ庫。但即便有ＤＮＡ檢測技術，檢察官們仍面臨諸多困難，因為涉案嬰兒的醫療記錄往往不夠齊全，甚至互相矛盾。

　　多洛雷斯·迪亞茲·塞爾帕稱其１９７３年出生的孩子失蹤了，當年的醫療記錄是案件的核心環節。她說，懷孕時，一名醫生對她說，她懷的是一對雙胞胎。結果，護士告訴她生的是一個女兒，沒有什么雙胞胎。對此，她一直懷疑護士在撒謊。后來，她聽說另一對父母在調查失蹤的新生嬰兒，于是她要求醫院出具女兒的出生記錄副本。她發現，記錄上寫的是一名男孩。

　　“醫院表示，這只是一個管理上常犯的錯誤，可是這么多年來，沒有人告訴我真相是什么，”迪亞茲·塞爾帕說。

　　還有一些夫婦，如塞維利亞的華金·塞斯·納蘭霍和曼努埃拉·桑切斯·辛塔多已提起多宗訴訟。他們分別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兩次在可疑的情況下丟失孩子。

　　１９８５年的案件中，桑切斯·辛塔多說，醫生在給她做了一個超聲波掃描后，祝賀她懷了一個男孩。生產后，有人告訴她，孩子被送到一間特殊病房處理“一個小問題”，而她的丈夫則被單獨告知，他們的女兒已死。

Anadir組織主席巴羅索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

　　“我明明懷了一個男孩，卻被人換成一個死亡女嬰，”桑切斯·辛塔多說，“這個故事實在荒唐，就好像醫生對我說，我斷了肘，卻在我的手腕上動手術。”

　　和其他父母一樣，塞斯·納蘭霍現在非常后悔當初接受了醫生建議，說不去見孩子尸體對他和妻子都有好處。于是，他只是去塞維利亞的圣費爾南多公墓參加了孩子的葬禮。

　　今年７月初，他重返公墓，墓地工作人員對他說，遺體已在１０年前被遷走，具體地點不詳。

　　在調查中，一些悲傷的父母說，他們之所以允許醫院處理嬰兒埋葬事宜，是因為他們的保險單不涵蓋這項費用。另一些人稱，盡管他們心存疑慮，卻因無知而不敢向醫務人員提出質疑。

　　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及之后一段時間里，“你不敢質疑官員對你說的話，”前土豆加工廠工人瑪利亞·魯伊薩·普羅·羅德里格斯說。她的孩子１９７６年在馬拉加一家醫院遭拐賣。“很幸運，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可以對所見所聞發出質疑的社會，”她說，“我現在吸取了這個苦澀的教訓，我已做好準備，盡一切所能，找到事實真相。”·唐昀·（新華社供本報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