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8月25日消息??來自全國婦聯的消息稱，反家庭暴力法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已將反家庭暴力法納入預備立法項目。這標志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這部法律的研究論證工作正式開始。

　　根據全國婦聯的統計，從2004年以來，婦聯系統受理的關于家庭暴力的投訴量每年都在4萬到5萬件左右。而學者研究表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在得不到公權力的法律救濟時，女性只有采取私力救濟方式以暴制暴，用極端的方式讓自己擺脫家庭暴力的折磨。云南省昆明市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人袁慧(化名)就是一位因為家暴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女性。

　　袁慧殺夫案

　　7月20日，被家人從看守所接回家的袁慧情緒激動，與兩個女兒相擁而泣，久久不能分開。5個月前，為保護14歲的女兒小青(化名)免遭丈夫強奸，袁慧用菜刀砍死了與自己生活了10多年的丈夫。她也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今年2月23日23時左右，袁慧的丈夫張某喝了很多酒，欲強行與女兒小青發生性行為，遭到小青激烈反抗。苦苦勸說的袁慧情急之下跑到灶房抓起一把菜刀，朝壓在女兒身上的丈夫頭部砍去，由于擔心砍著女兒，打開燈后，袁慧再次向雙手抱著頭部坐在床上的丈夫頭部、腰部砍去。砍完后，袁慧抱起兩歲的小女兒，喊著大女兒拼命逃出房間。受傷的張某下床追到門口，袁慧將小女兒交給大女兒，提起放在臥室門口的鐵鏟將張某打倒在地。之后，袁慧抱著小女兒和大女兒從柴垛爬到房頂上大聲呼救。由于害怕丈夫追來，母女三人又逃到隔壁婆婆家躲避，將房門從里面反鎖起來，抱成一團。

　　當鄰居趕到袁慧家時看到，渾身是血的張某已經不能動彈。經鑒定，張某系顱腦損傷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記者獲悉，張某生前好吃懶做，脾氣暴躁，曾因強奸一名15歲少女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9年。袁慧被依法逮捕羈押在祿勸看守所期間，她的兩個女兒由丈夫的姐姐照料。其丈夫全家及其他家屬聯名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諒解申請，請求法院從輕處理，對袁慧作出無罪或免除刑事處罰。

　　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7月6日審理此案后認為，袁慧實施防衛時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應當負刑事責任，根據袁慧的犯罪性質、情節、后果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判決被告人袁慧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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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暴制暴只因打擊家暴不力

　　袁慧殺夫案引起了一些司法界和社會工作者的關注。有關人士指出，受虐婦女以暴制暴行為的出現，是對家庭暴力打擊不力的結果。

　　云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俊指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在得不到公權力的法律救濟時，女性只有采取私力救濟方式以暴制暴，用極端的方式讓自己擺脫家庭暴力的折磨。她在對云南某女子監獄有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的暴力型罪犯共223人的調查分析中看到，有173名罪犯的犯罪原因是家庭暴力引發的，占總數的77.6%。

　　這類犯罪都有共同的特點：一是以中青年人居多，其中30歲至40歲的占84%；二是犯罪人文化程度低，小學文化程度及文盲占70.4%；三是犯罪動機單一，出于擺脫丈夫傷害目的的占90.9%，報復對方的占9.1%。“絕大多數女性犯罪動機主要是出于自救。”王俊說。

　　調查顯示，面對家庭暴力，有86.7%的女性一開始采取的態度是隱忍。在王俊調查中已成為罪犯的受害婦女，當初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合法權益受到保護的僅占0.6%，有43.9%的婦女不知道在遭受虐待后有法律途徑可以走。“對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言，法律救助系統是軟弱和缺失的。”王俊說。

　　現行防家暴規定操作性不強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委員、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春光認為，袁慧殺夫案的發生，暴露出我國在防止家庭暴力制度方面的一些問題。比如，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沒有統一權威的法律規定。本案中，張某對其妻和女兒實施性暴力時，沒有造成身體上的傷害，算不算家庭暴力？其次，我國現行《婚姻法》及其他法律雖然都有關于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但多數屬于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發生家庭暴力(未達到身體上的重傷)時，受害人難有保護自己的具體辦法，只能忍，造成了對家庭暴力行為的寬容縱容。

　　王俊也指出，我國在證據規則的運用方面，沒有考慮到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如果丈夫構成虐待罪，需要婦女自己起訴，自己收集證據，這使處于弱勢的她們很難收集到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并將由此承擔舉證不能的風險。”

　　同時，我國立法中仍存在性別歧視。比如，刑法關于正當防衛構成條件的規定，是以兩個力量相當的男性或女性，以一方攻擊另一方的情形為模式設計的。但對于力量不平衡的男性與女性之間出現此種情形時，仍恪守正當防衛構成要件的標準，則顯示出對女性的性別歧視。

　　幫助受虐施暴婦女回歸

　　7月20日之后，記者多方尋找袁慧未果，直至7月25日，袁慧的哥哥袁明(化名)到昆明凌云律師事務所感謝代理律師趙興祥、尹朝德時，記者才得知，袁慧目前身患重病，渾身浮腫，情緒低落，由于家中無勞動力下田干活，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女兒又即將到鎮上讀初中，思想壓力極大。如今母女三人只能暫居哥哥家，靠家境同樣并不富裕的哥哥幫助度日。

　　“采取極端手段以暴制暴的受虐婦女，在接受法律制裁重獲自由后，往往被社會所歧視、鄉鄰所不齒，生活沒有保障，人格尊嚴飽受傷害，受虐殺夫婦女回歸社會后的保護問題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趙興祥說。

　　“受虐婦女以殺夫方式擺脫虐待固然不可取，但她們自身也是社會問題的受害者，她們殺人背后的社會原因不容忽視。進一步加強對她們的思想教育、就業幫助、親情幫教以及心理輔導，提供出獄后的回歸保護，幫助其順利地回歸家庭、回歸社會，是一個法制社會應盡的責任。”一名社會工作者說。（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