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民事訴訟法的大幕即將拉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首次審議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正案草案，這將是該法實施20年來進行的一次全面修改。作為我國三大訴訟法之首、民事訴訟領域的程序指南，民訴法與每個公民的利益息息相關。

　　“打個官司，不僅程序復雜，有時連立個案都得費半天勁，還很可能立不上，告狀無門。”一位剛到法院交完訴狀的當事人告訴記者。“打官司難的問題不是單靠立法就能全部解決的，涉及到各個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立法機關有責任通過完善法律來為老百姓打官司提供更多的便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潘劍鋒說。

　　民訴法的大修正是為此而努力。2007年，民訴法曾進行過一次修正。當時僅就申訴難、執行難等問題作了不到20處改動，與整部法律近270條的篇幅比起來，只能算一次局部修改。參與了這次修法論證的多位專家均表示，本次修改將是一次全面的修改，肯定會超越以往，有望取得許多突破，進一步減輕群眾訟累。

　　不是所有糾紛都要打官司

　　打官司難，一方面是因為老百姓對司法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也源于法院“案多人少”的現狀。“所有的社會矛盾糾紛都進入訴訟程序，都通過具有專業要求的司法程序來解決，并不是最佳的選擇。”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羅東川認為，城鄉差距、東西差距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決定了矛盾糾紛的解決方式應當有多種選擇，調解、仲裁等方式都應充分發揮作用。

　　如果通過調解就能解決糾紛，那就根本沒必要上法庭，當然也就沒有打官司難一說。實際上，近年來全國法院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對適宜調解的案件先行調解，取得了良好效果。有鑒于此，此次民訴法修改很可能會將調解前置程序明確寫入法律中。

　　“也就是說，民訴法將明確規定，法院在開庭審判案件之前，要對當事人提出的訴訟首先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再進行審判。從這個意義來講，是強化了調解在解決民事糾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參與修法論證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介紹說。

　　“實踐證明，化解矛盾不能只靠法院單打獨斗，而是一個系統工程。建立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是必然選擇，這就需要立法上的支撐。”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亞新說。

　　立案難或將得到緩解

　　長期存在的立案難問題讓一些群眾有冤無處申。據潘劍鋒透露，為解決這方面的矛盾，此次民訴法修改將考慮引入立案登記制度，完善起訴和受理程序。

　　“現在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如果不受理，只是做個口頭告知，當事人就算不服也很難上訴，從而引發出很多矛盾。對此，此次民訴法修改將明確規定法院必須依法立案，對不符合起訴條件而不立案的，也要作出裁定書。當事人如不服，可以提出上訴。這一方面加大了對法院依法立案的約束，同時也可緩解立案難的現狀，對老百姓來說是個好事。”潘劍鋒對記者說。

　　在湯維建看來，此次民訴法修改試圖有所突破，主要就是解決當事人起訴難的問題。但他同時指出，還有一種最棘手的情形是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給當事人發出裁定，實際上就是斷絕了當事人的司法救濟之途。“希望草案能對此有更明確的解決方法。”

　　小額訴訟或一審終審

　　經歷過的人都感嘆，為了幾千元的糾紛打好幾個月的官司，費心費力且得不償失。不過，此次民訴法修改有望改變這一現狀。據參與修法的專家介紹，設立小額訴訟制度便是此次修改的一個亮點。

　　“不是所有的矛盾糾紛都要打官司，即使打官司，也不只有一種方式。盡管根據現行民訴法，一些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簡單民事案件，可以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但對于標的額小的案件采用小額訴訟程序，將進一步提高辦案效率，為老百姓打官司提供便捷服務。”潘劍鋒表示。

　　“從立法來說，明確標的額在5000元以下的案件可以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并且實行一審終審，將達到案件合理分流的效果。”湯維建建議。他同時建議說，一審終審的案件雖不能上訴，但可以申請再審。這樣修改后，小額案件按小額程序辦理，簡單案件按簡易程序辦理，復雜的案件按照普通程序進行審理，將豐富審判程序的內涵。

　　電子證據或可作呈堂證供

　　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上留存了電子郵件、網上交易記錄等大量的電子數據。不少老百姓在打官司時，手里掌握著相關的電子數據，卻因現行民訴法尚未將電子數據作為證據類別加以明確，而常常不被法庭采納，導致有證據但發揮不了作用。

　　作為專門代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執業律師，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軍在辦案中經常和電子數據打交道。他告訴記者，法律上沒有單列“電子數據”這個證據類別，辦案時需要將電子數據經過公證進行“證據固定”，然后再作為書證或者視聽資料提交法院或仲裁機構。“這明顯與當前電子數據普遍存在的現實及其技術特征不適應。”

　　在這次民訴法修改中，是否增加電子數據作為新的證據種類，已經納入了立法機關的討論范圍。

　　“電子數據是存儲于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包括電子簽名、格式化后的硬盤通過恢復取得的信息等等，與傳統的錄像、錄音等視聽資料有所區別。我認為，法律上應該增加這個證據種類，這將大大方便當事人的舉證。”湯維建建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