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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大臣手持的預算報告箱成為焦點。

　　海口網消息10月31日??? “今后西方媒體和經濟學者要準確‘預測’中國的經濟數據恐怕不會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在中國宣布幾名官員因泄露機密經濟數據而被判重刑后，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的一篇文章發出這樣的感慨。在當今“數據為王”的時代，各種敏感的數據不僅事關國家經濟安全，而且背后常隱藏著眾多看不見的利益鏈。許多人把官員泄露機密經濟數據稱為“數據腐敗”，這種現象不僅在新興國家頻頻出現，也一直困擾著發達國家。為防止經濟數據泄露，日本法律對泄密者和收買機密數據者都進行懲處；韓國宣布重要統計數據在對總統府報告的同時就應對外公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曹紅輝稱，不僅應該對“經濟數據”泄密者進行嚴懲，更重要的是用制度來斬斷數據泄密背后的“利益鏈”。

　　懲罰力度令外界“吃驚”

　　“中國政府顯然已經開始對敏感經濟數據泄密案進行‘嚴打’”。美國彭博社24日的報道這樣寫道。當天，中國最高檢察院通報兩名官員因泄露機密經濟數據而分別被判5年和6年刑期，同時還有4起泄密案正在審理中。彭博社稱，這兩人所受的刑罰是泄露機密罪的最高刑期，顯然這不僅是為了保衛敏感數據的安全，更是為確保中國市場健康發展。悉尼的資深貨幣戰略學家西恩·卡洛說：“這就像是殺雞儆猴，瞄準那些利用信息從市場非法獲益者。”

　　從2008年以來，路透社曾7次“準確預測”中國經濟數據。西方媒體和研究機構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數據外泄的受益者。但這次中國嚴懲泄密者，許多西方媒體大聲“叫好”。英國廣播公司（BBC）認為，中國政府是鑒于經濟數據泄露給國家利益帶來嚴重損害，以及普通民眾對由此帶來的黑幕交易感到不滿，而采取加大懲處力度的措施。分析稱，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撲朔迷離的背景下，提前泄露經濟數據的危害性比平時更大，加大懲戒力度對于金融市場秩序來說是個好消息。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分析師弗朗西斯也表示，對這兩名官員懲罰的嚴厲程度有點令人吃驚，不過“中國政府做對了，這樣有助于維持信譽，尤其是當你把該事件與這些數據引起市場的劇烈波動聯系起來時。”

　　日本時事社稱，中國官員泄密并不是中國政府自己發現的，而是由于歐美媒體多次提前刊登中國的經濟發展數據，并指出是“據中國政府經濟統計人士消息”。這說明中國在機密管理機制上欠缺很多。報道稱，2009年澳大利亞力拓集團在中國的首席代表曾用重金收買中國官員，讓中國最終在國際礦石價格戰中損失慘重。文章稱，一些中國官員“出售”國家機密經濟數據的事情完全是因為“現在一些人信仰的只有金錢”。

　　也有外媒懷疑這次重刑的“可持續性”。韓國《京鄉新聞》在肯定中國做法的同時帶著懷疑的口氣稱，中國一些經濟部門的官員和學者，在與國內外投行和證券商等接觸時都會接受“咨詢費”，因此目前這種嚴厲處罰能否發揮長效還不得而知。

　　???全球緊盯中國敏感數據

　　“對一些人而言，經濟統計數據是枯燥無味的數字，而對另一些人而言，意味得到真金白銀的機會。”對于機密經濟數據泄密事件，“俄羅斯之聲”26日這樣感嘆。今年以來，俄羅斯也展開打擊泄露機密經濟數據的行動。俄新網稱，俄羅斯禁止泄露內部經濟數據法律今年初正式生效。根據這一法律，禁止任何官員向外透露未正式公布的內部信息。違者將被處以100萬盧布罰款及判處6年以上監禁。此前，雖然俄羅斯也禁止泄密行為，但由于沒有嚴厲的處罰措施，這種現象屢禁不止。文章稱，俄此舉有助于把莫斯科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此前，莫斯科外匯交易所和RTS交易所的內部信息經常被提前泄露，給國家和民眾造成嚴重損失。

　　對于敏感經濟數據泄密的危害，《日本經濟新聞》稱，對于學者而言，預測的準確度頂多是影響到自己的口碑，但證券投行等金融市場主體的數據競猜，則成為他們進行套利交易的主要工具，在外匯市場和債券市場表現尤為明顯。如果事先得到數據，投資者就可以在數據發布之前提早布局，利用未公布數據與市場預期之間的差異謀取暴利，最終將風險全部轉移給未提前得知消息的投資者和國家。文章警告稱，如果規模很大的話，甚至會引發金融市場海嘯，從而可以撼動整個國家經濟。

　　實際上，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動蕩的今天，各主要經濟大國的經濟數據早已成為世界各大機構研究和獲取的重點對象。這些數據一旦提前泄露，就會給泄密國的經濟安全造成重大損失。德國經濟安全工作協會前不久的一份調查顯示，德國每年因經濟數據泄密造成的損失高達500億歐元;日本經濟產業省也宣稱，有超過1/3的企業承認發現過數據被泄露。在中國，前兩年曝光的力拓間諜案，就給中國的鋼鐵企業帶來數百億元的直接損失。

　　《紐約時報》25日稱，中國政府對于過去幾年一系列經濟數據泄露事件反應非常強烈。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里增長迅速，所以中國的主要經濟指標有足夠的能量來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德國金融學者勒斯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在當今“數據和信息為王”的時代，一個簡單的數據就可能創造一個投機性交易機會。比如現在美歐都有一些“做空中國”的基金，如果他們從中國各種渠道獲得的數據較市場預期悲觀，則提前做出賣空的決定；若獲得的數據比市場預期樂觀，可先期購入，無論怎樣，他們都可以從中獲利。

　　泄密事件背后的利益鏈條

　　“只要有利益存在，泄露敏感經濟數據的行為就可能無法避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江涌認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一直存在金融公司、投行和對沖基金通過各種手段提前獲得經濟數據的現象。

　　《華爾街日報》稱，外國媒體以及投資銀行削尖腦袋，嘗試用各種經濟誘惑手段打聽事關中國經濟前景的內部消息，一度被認為已經形成一種氛圍。而這些機構最擅長的就是邀請一些官員參加同時有經濟學家、獨立智庫參加的研討會，讓官員們不知不覺地就說出心中的秘密，或是從官員的閃爍其詞中去猜測其中的深意。

　　曹紅輝認為，重要經濟數據頻現泄密主要是因為存在“供給”和“需求”。現在法律對出賣信息的人員刑罰較嚴，但對于那些非法獲取機密數據并因此取得巨大利益的個人或者機構并沒有相應懲罰。對這些個人和機構的懲罰，比如停止交易，巨額罰金，甚至訴諸刑法都是必要的。

　　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對經濟數據等信息建立保密制度的國家之一。早在1889年，英國通過世界第一個保密法案，該法案的制定是為制止公務員向報界泄露消息。英國也是世界上保密法律最嚴格的，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止重大泄密事件的發生。1996年，英國財政大臣克拉克準備在英國議會宣讀政府下一年度預算報告的前一天晚上，倫敦《每日鏡報》總編輯摩根趕到首相府，向值班人員遞交了從該報自己的渠道提前獲得的36份財政預算文件。盡管《每日鏡報》總編是由于認為這些文件太過敏感而沒有公開，但英國媒體稱，如此大規模的泄密，在英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當時英國經濟在國際的影響力，這些數據一旦外泄，將會對整個西方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在韓國，近年來也發生過數起重大數據泄密案。2008年，“韓國外匯及流動性指標動向”數據被提前數小時傳出，引發一些金融機構的炒作，韓聯社稱韓國金融市場“一片混亂”。部分遭受損失的金融公司事后發出公開聲明稱：“如果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將對韓國央行提出賠償要求”。

　　韓國總統和百姓同時知道統計數據

　　曹紅輝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對于敏感數據，相關部門官員和專業人員應有職業道德標準，但更重要的是對相關機構和人員有嚴格的制度和紀律規范。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證監會等重要機構的工作人員就不能跟監管對象搞“聯誼”。美聯儲每次開會前，外界也都會猜測是否加息，加多少。但由于美聯儲實行的是投票制，且投票后信息迅速正式披露。這樣一來，就沒有提前泄密的可能。

　　白宮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頒布的統計政策3號令規定，每個聯邦統計機構必須制定數據發布程序。數據發布前僅有經濟分析局相關人士可以獲知，連其上級主管部門商務部都無權知曉。信息公布前1小時，商務部和相關媒體可以派員察看，但在官方公布前，他們將處于屏蔽狀態，無法與外界聯系。

　　韓國前些年曾發生多起經濟數據提前泄露事件。為了解決泄密問題，韓國政府干脆宣布，廢除此前韓國統計廳和央行在公布主要經濟指標前必須向財政部和總統府提前報告的制度，只要是沒有特殊情況，韓國統計廳和央行的統計數據在對媒體提供的同時對青瓦臺和其上級機關報告即可。

　　曹紅輝說，除了重要經濟數據信息的保密外，中國應盡可能消除一般的“秘密”，讓信息對所有人同時公開透明，這也是逐步向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