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11月7日消息??“百善孝為先”，10月下旬的深圳公務員打人事件，讓人沉思如今社會轉型期的常見病——道德失范。10月30日，中國倫理學會慈孝文化專業委員會所稱“計劃通過5年時間培養百萬孝子”，更成為坊間的關注熱點，爭議觀點也莫衷一是。

　　孝道如何培養？我省煙臺萊州、濰坊青州的兩則“孝道”量化樣本，則是政府公權與民間宗族在傳統道德上的一次他律實踐。萊州住建局給職工發“孝德支票”，并定時抽檢，不孝者不予推選或提拔。而青州農村則實行以孝治村，村里為每名子女制定統一杠杠，達不到該孝行標準或表現不好者，將被列入“不孝榜”。

　　“孝德支票”抽檢“孝心”

　　萊州住建局管起職工“家務事” 將孝順與否作為提拔依據之一

　　名列萊州二十四孝賢的張旭軍，前一陣拿到局里統一配發的“孝德支票”后，猶豫了一會兒。

　　如每天將自己孝順老人的舉止列入，恐怕這半張紙大的“支票”不夠用。最終，他按照老人贍養的“標準版本”，在“孝德支票”上填寫了生活費、看望次數等，并讓母親在上面簽字證明。

　　這張粉紅色的“支票”，被其上級單位萊州市住房和規劃建設管理局統一收回，或許可能年底還會被抽檢。這張“支票”上的數字，屆時將被視為評先創優的重要依據。

　　該局此前文件規定，“對于不敬老人、不愛父母的人員，堅決不予推選和提拔”。

　　作為公共群體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理應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這是普遍共持的觀點。有社會學專家指出，私德與公德之間雖有聯系，但并非對稱關系。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和個人生活的分割亦應不可忽視。

　　眾人吃驚

　　母親節單位發“孝德支票”

　　在萊州市住建局的大廳內，張旭軍和汪洪君這兩名普通人員，皆因入選“二十四孝賢”而名列光榮榜。

　　更吸引人的，是在該局公示的2010年度部分干部職工贍養父母費用。應贍養老人費用、實際贍養老人費用等，都一一明細，像局長呂春軍去年應贍養老人費用1800元，實際向父母和岳父母分別給予了3000元。其中還不乏高者，有人年贍養費用突破了萬元。

　　政工科劉麗英至今還清晰記得，“孝德支票”的首次發放是在2006年5月份的“母親節”，時為住建局的前身——規劃建設管理局動議此事，并且下發相關文件，舉辦了“感恩母親”的啟動儀式。

　　“當時，局里統一配發了‘孝德支票’，上面分為時間和內容兩欄。什么時間給父母買了什么東西、給了多少贍養費，要求在上面一一列清。當時并未規定具體數額，實際上就是孝心的儲蓄。”劉麗英說道。

　　政工科長潘國濤回憶說，“當時很多人有些吃驚。”很多人“吃驚”的原因，是認為當時“單位管起了家內事”。此后，該局還設立了內部網絡，向干部職工發送“孝德”短信，一天兩條。

　　記者采訪時獲知，目前“孝德支票”的覆蓋范圍是住建局下轄各機關、事業單位的500多名在編人員。

　　膠東半島上的煙臺萊州，被稱“中國長壽之鄉”，孝風甚盛。敬老愛老傳統悠久，如今萊州每年會組織評選“二十四孝賢”。其實早在2006年，萊州已開推“孝德工程”。當時的萊州規劃建設管理局(現為住建局)與機關和下轄事業單位的在編人員，一一簽訂了贍養老人責任狀，并給職工發“孝德支票”，什么時間給父母買了什么東西、給了多少贍養費，要求在上面一一列清。該局規定，推選或提拔干部，要把孝作為必須考察內容之一，對于不敬老人、不愛父母的人員，堅決不予推選和提拔。

　　“孝考”量化

　　“每周需看望父母一次”

　　在2006年10月底，萊州開推“孝德工程”。當時的規劃建設管理局與機關和下轄事業單位的在編人員，一一簽訂了贍養老人責任狀。“孝順”，出現了量化的標準，并延續至今。

　　比如，每年給父母的生活費，不得少于1500元，每年給父母添一套新衣服；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把向陽、寬敞、舒適的房間讓給老人住；和父母分住的，要承擔取暖、添置家具的費用。

　　“甚至，每周需要看望一次父母，每月陪父母洗一次澡，也得以規定并要求大家執行。”一位基層職工說道。這些內容，被理解為精神方面的親情交流。

　　這樣的量化標準出臺后，“孝德支票”上的內容變得事無巨細。如已經退休的園林管理處職工丁效東，在支票上這樣記述：2006年11月5日，皮鞋一雙；11月10日，菜板一塊，維修果汁機；12月27日，花生油20斤……

　　當然，“支票”上還有共同一點，那就是幾千元不等的生活費。

　　政工科長潘國濤對本報記者說，“這些”都是年底評先樹優、職稱晉升、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而在該單位提供的一份文件上，記者看到有如下字眼：“推選或提拔干部，要把孝作為必須考察內容之一，對于不敬老人、不愛父母的人員，堅決不予推選和提拔”。

　　記者調查發現，這樣的情形目前并不鮮見。如河北魏縣就因“官員升遷須由父母出具德孝證明”而引發討論，并且獲得不少民眾的支持。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在調研時，也曾遇到某縣規定：不孝不能升遷。

　　對“孝德支票”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的責任部門，為該局的政工科。

　　政工科長潘國濤說：“每個季度或者每年年底，收回‘孝德支票’，而后進行部分抽檢。受人力所限，每年的抽檢量只能為七八十戶。此外，安排下屬單位政工部門進行抽檢。”

　　下屬園林管理處有130多名正式的在編人員，其中一位負責人說：“會對家境條件不好的人員進行回訪，但抽檢量并不多，因為家庭狀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潘國濤對記者表示，自2006年至今，目前該局尚未發現“不孝”之人。劉麗英也表示，此前有一位老人，直接找到了局領導，稱在“孝德支票”推出后，孩子回家次數增多，家庭關系大為緩和。

　　對于很多人來說，“孝德支票”并不能全部證明此人的孝心、孝行。

　　身為鏟車司機的張旭軍，父親去世后他就一力照顧母親和癱瘓在床的奶奶，白天上班、晚上陪床，現在每天下班后都要騎摩托跑20里路回老家，后被舉為全市的孝子模范。

　　張旭軍說：“孝順是一個人的天性，不可能把全部的(孝行)記在上面，達到要求就行了。”

　　有人士告訴記者，住建局機關及其下屬各單位的干部職工，收入較為穩定，在贍養費用、醫療需要等方面應該不會有太大壓力。“孝德支票這種方式，的確也是道德倫理具體考核方式的一種實踐，并且提倡了傳統道德理念。”

　　對于“孝德支票”，在當地干出租的小林(化名)對“孝德支票”的第一反應是：是否有點做作？“過去孝道寫在心里，如今孝道寫在紙上。但即使寫在紙上，是否真得有用？在仕途面前，父母是否真得忍心用一張紙毀掉自己的孩子，哪怕是孩子對自己不孝。在家庭冷暴力面前，又能獲得多少改善。”小林稱，道德應該主要靠自律而非他律發揮作用。

　　住建局人士稱，他們并未遇到過反映“冷暴力”的人員。“我們局里公布有聯系電話，如有發生這樣的情況，可以隨時與局領導取得聯系。”

　　還有人疑問，像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私德，能否成為社會風氣扭轉的公德？對此，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對本報記者說：“政府機關人員是一個公共群體，理應在道德理念塑造、行動上做出表率，勸孝有其合理性。私德與公德之間存在聯系，但又存在不對稱性，像一個對父母百般孝順的人并不一定能成為好官。在當今社會，在孝的背后還是社會養老保障能力的考驗，不能靠一個人的孝來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