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北京某出版社編輯張同冰，去了趟位于北京西郊的京西古道。爬到海拔1500米左右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讓他頗為震撼，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霧氣，大風吹過，鋪天蓋地地漫卷過來。

　　然而，一向自覺身體不錯的他，回到家就感覺不舒服，嗓子尤其難受。后來他才知道，那種霧氣其實是一種“霾”，含有多種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近日，全國范圍內普遍出現的霧霾天氣，引發全社會對于城市空氣質量監測標準和污染問題的追問。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上周對1604人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示，多達79.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城市近期的霧霾天氣嚴重。

　　72.7%受訪者感覺當下空氣質量較差

　　連著幾天，張同冰不敢再隨意出門，有時想下樓遛個彎，但是看到大霧彌漫的景象，又縮回去了。張同冰開始懷念起冬天刮大風的日子，“雖然很冷，但畢竟把廢氣刮跑了。”

　　對于當下空氣質量，72.7%的受訪者感覺較差，感覺“好”的僅占15.6%。11.7%的人感覺“不好說”。

　　據北京環保局10月31日公布的數據，10月北京市空氣質量二級及好于二級天數為19天，比去年同期減少6天。減少的天數雖然不多，但是公眾的身體感受卻大不相同，尤其是在這種霧霾天氣中，很多人感覺到嗓子和肺部不舒服。這讓很多人質疑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

　　調查顯示，69.8%的人感覺環保部門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和自己的直觀感受“不相符”。

　　環保NGO組織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最近去了昆明、成都、廣州等南方城市出差。每次回北京一下飛機他總有很強烈的感受，“特別是遇上陰霾天氣，立刻就感覺喘不過氣來，鼻子不舒服，空氣里還有一股淡淡的燒焦味道。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

　　張同冰說，大家都感到污染很嚴重了，有關部門卻說輕度污染，怎能不讓人質疑？準確的數據才能指導大家采取更好的防護措施。

　　55.3%的人認為空氣質量監測和治理標準滯后

　　調查中，55.3%的人認為目前“空氣質量監測和治理標準滯后”。

　　中科院政策所科技政策和環境政策方向副研究員袁志彬表示，目前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是從1996年開始實施的，如今人們的環境意識和要求、污染物的數量和類型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標準已經遠遠滯后于現實。

　　據了解，作為霧霾天的重要衡量指標，PM2.5(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編者注)在美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都已納入國家空氣質量的強制性限制標準，我國則仍采用PM10的監測標準(直徑等于或小于10微米，可以進入人的呼吸系統的顆粒物——編者注)。

　　據東方網消息，《環境空氣PM10和PM2.5的測定重量法》已于11月1日起在我國實施，這是國家首次對細顆粒物PM2.5的測定進行規范。但在環保部近期進行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修訂中，對于PM2.5僅設立了參考限值。這一標準的“編制說明”解釋：目前PM2.5污染較重，如果實施PM2.5標準，我國空氣質量將大范圍超標。

　　袁志彬認為，PM2.5之所以不能納入標準，是因為當經濟增長與環境出現沖突時，很多地方仍把經濟增長放在優先位置上。

　　李波認為，之所以不采用PM2.5標準，政府也許是擔心數據會讓社會產生不安定因素。但實際上，官方數據和解釋的公信力出現問題，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同時強調，要注意標準問題背后利益集團的游說，比如燃油供應集團、機動車生產商等。

　　北京某事業單位員工趙紅玉，平常都是騎車上班。由于沒有專門的自行車道，她每天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各式汽車中間穿梭。汽車尾氣很難聞，她不得不戴著口罩上路。但即使這樣，這幾天，她仍然患上了鼻炎。

　　2010年11月，環保部發布的《中國機動車污染防治年報》顯示，機動車尾氣排放已經成為我國大中城市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每年200多天的霧霾天氣，這些問題都與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細顆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關。

　　這一情況也獲得了公眾認可，調查顯示77.6%的人認為造成空氣污染的原因是“汽車迅猛增長，尾氣排放超標”。

　　李波說，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的流動性、通勤的效率和城市經濟增長有很大關系。當前最重要的是提高出行效率，要做到有效控制私家車增長的同時，給市民提供更多高效的公交出行方式，解決公交接駁問題。

　　調查還顯示，為減少汽車污染，79.4%的人建議“真正實施公交優先”；70.2%的人建議“嚴格控制燃油質量，推廣清潔燃油供應”；68.1%的人希望“推廣綠色能源汽車，限制大排量汽車”；60.9%的人希望“實施嚴格機動車排放標準”；51.4%的人希望“限制汽車數量”；48.5%的人建議“建立機動車冒黑煙舉報制度”。

　　“公眾的健康受損就是很嚴重的代價”

　　安徽省某縣級市發改委的劉飛(化名)告訴記者，影響當地空氣質量的主要污染源，是工業污染的排放物，包括紙廠、木器加工廠、活性炭生產廠等。當地雖然有環保準入制度，但一些老企業即使達不到標準，也不能停產，只能督促改進。

　　“現在治理污染的最大困難，就是與經濟發展的思路相悖。”劉飛直言，不少官員在公眾場合強調要重視環境，但內心還是更重視GDP、工業增加值，“光保護環境了，經濟上不去，政績上不去，怎么在官場上混？”

　　在工作中，劉飛經常接觸一些環境質量監測數據。他發現，這些數據只能起到參考作用，有時還會起負面作用。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業，見到一些地方環境特別好，可能就不愿意來，因為知道這些地方可能要求比較嚴，環評通不過。

　　調查中，對于造成空氣污染的原因，85.3%的人直指“某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工業污染嚴重”。對于治理空氣污染，69.4%的人建議“城市規劃要充分考慮環境空氣問題”；63.9%的人希望“公布更精確的監測數據”；60.0%的人建議“對社會生產進行動態調控，調節污染源總量”；55.3%的人表示“各地不能各自為戰，應統籌考慮、聯手防治”。

　　李波認為，政府對污染企業一定要加強監控力度，弄清楚企業排放氣體對公眾健康的影響，不能總以經濟發展的理由讓大家忍著。事實上，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代價，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GDP了。

　　他介紹，在日本，老百姓可以去市政廳申請一種一次性簡易試劑，用來檢測家里或周邊某些物質含量是否超標。市政廳讓公眾檢測出于兩個目的：一是讓公眾親自參與，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二是公眾可以監督周邊企業，對企業形成壓力。

　　對于空氣污染，普通人能做些什么？54.1%的人表示，“出門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32.1%的人選擇“不開車”；38.1%的人“關注空氣質量監測情況”；29.0%的人“掌握霧霾天防護知識并向身邊人宣傳”。

　　面對霧霾天氣，不少人已在采取自我防護措施。63.2%的人表示會“減少外出”，51.5%的人“關閉門窗”，39.2%的人“出門戴口罩”；21.9%的人會“購買空氣凈化器”。

　　李波前兩天經過鳥巢，看到在大霧天氣里，還有不少學生在晨跑。有的學生跑累了就靠在樹上大喘氣。這讓他很擔憂：孩子的健康會不會受影響？

　　針對霧霾天氣，袁志彬認為，應該建立起專門的預警和應急機制。比如空氣質量達到三級或四級以上污染水平時，室外體育課等露天活動必須取消；對在空氣污染環境中工作的崗位提供補貼；同時通過媒體發布公告，建議人們盡量減少外出。

　　“應該建立一些預警機制，公眾的健康受損就是很嚴重的社會代價。”李波建議，教育部要考慮改變孩子的鍛煉方式，以適應環境和氣候的變化。衛生部門也應該出臺相應標準，比如在什么樣的天氣不適宜做哪類運動，還應該編制一些手冊，指導公眾在特殊天氣應注意什么。

　　調查中，55.6%的人希望建立霧霾指數預報和預警機制；44.7%的人希望，有關機構加強指導工作，幫助民眾抵御霧霾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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