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關閉與敘政府對話大門

　　敘利亞前任總統阿薩德在位30年間，就以桀驁不馴的性格讓西方國家耿耿于懷，并一直與伊朗保持著“準同盟”關系，同時與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一起組成地區抵抗力量。但在長期的冷戰及后冷戰時代，美國尚無暇大張旗鼓地對付敘利亞。更重要的是，阿薩德實行以軍隊和復興黨為基礎的強人政治，國內政局一切均在掌控之中，外部勢力無縫可以插針。

　　但是，長期的強人統治必然給后繼者留下沉重的歷史包袱，特別是當后繼者即在血緣關系上屬于“強二代”時。而且，作為一個歷史規律，“強二代”似乎總是難以維系強人體制。就在阿薩德去世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盯上了敘利亞。他們希望利用強人控制力“代際遞減”的規律，抓住機會從根本上改革繼任者的統治方式；如果不能達到目標，那么就要改變這個繼任者。因此，巴沙爾從其父手里接過政權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對的敘利亞就變得不再如往昔那般溫順和安寧，敘內政、外交陷入困局。由于缺乏完整方案，對改革國有經濟缺乏決心以及國際環境不佳，敘經濟改革難以深入，人均收入徘徊在阿盟成員國的中后位。政府部門腐敗問題嚴重，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盛行。巴沙爾的叔伯兄弟等都掌控著敘利亞的壟斷行業和要害部門，且這些人的貪污腐敗之風為社會所熟知，對巴沙爾政權威信造成嚴重負面影響。2011年，巴沙爾派出軍隊鎮壓敘民眾的反政府示威，發生了人道主義災難，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嚴重的內憂外患面前，敘政府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巴沙爾本人多次承諾，將積極推進改革，停止對示威民眾施以暴力，并修改憲法走向民主，廢除了實施48年之久的緊急狀態法。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看來，巴沙爾是“口惠而實不至”，他們認為巴沙爾一邊談改革，一邊還在制造人道主義災難。對此，西方國家逐漸失去了耐心，而卡扎菲的覆滅又助長了他們在中東、北非地區實施“革命”的雄心，不再打算與巴沙爾政權進行接觸。西方國家認為，與巴沙爾的接觸已無意義。美國關閉了駐敘使館，英法召回了大使，海合會召回各自駐敘大使，并要求敘駐這些國家的大使立即離開。

　　短期外部不會直接武力入侵

　　在美國的幾個“勁敵”，如伊朗、朝鮮，一時難以攻克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迫切需要解決巴沙爾政權這個不算太棘手而且又自身麻煩不斷的“麻煩制造者”。但是，目前尚不具備直接武力入侵敘利亞的條件。

　　在把卡扎菲“拉下馬”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采取了在安理會通過決議，然后空中封鎖，之后展開空中打擊，同時在輿論、資金、武器裝備等方面支持利比亞反對派的策略，導致卡扎菲與反對派勢力逐漸此消彼長，最終實現了利政權易手，卡扎菲黯然魂斷。這就是所謂的“利比亞模式”。這個新鮮的先例，為世人觀察敘政局走向提供了一個生動參照。

　　從目前情況看，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是按照“利比亞模式”的思路來解決敘利亞問題。一些國家兩度在安理會提交草案，企圖對敘利亞采取行動。當初，在利比亞問題上，安理會就是因為通過了一個不明不白、內容伸縮極大的決議，授權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去制止利比亞的人道主義危機，然后美國等國家依該決議認為自己有權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并采取擊落卡扎菲戰機等武力措施。

　　不過，敘利亞畢竟不是利比亞。中俄兩國兩度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阻止了安理會在敘利亞問題上作出可能導致軍事行動的授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暫時不會直接采取武力措施，畢竟貿然采取軍事行動缺乏合法性。在此之前，通過外交手段進一步擠壓敘的國際空間，同時培養強大的敘國內反對派，將是西方國家的當務之急。

　　在更加混亂中加劇內外角力

　　“利比亞模式”在敘利亞受阻，并不意味著它的流產。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在關閉與巴沙爾政權接觸大門的前提下，采取一切非武力的方式壓制敘政府，封閉進而窒息巴沙爾政權的生命力，同時擴大反對派力量，促使其聯合并做大，然后視力量對比情況再決定是否直接出手、何時出手。

　　實現上述戰略需要時間，這也為各方勢力對敘施加影響、進行博弈提供了機會。圍繞敘利亞問題，美國等西方國家、阿盟、海合會、中國和俄羅斯等各方力量的角力，將逐漸進入白熱化。2011年10月4日，安理會討論是否對敘利亞采取行動，中俄兩國投了否決票。2012年2月4日，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國家及有關阿拉伯國家等共同起草的涉敘決議草案，在安理會再次遭到中俄兩國否決。安理會這條路因為“否決權”走不通，西方國家轉而尋求聯合國大會的支持。2月13日，聯大舉行全體會議，討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關敘利亞局勢的報告，而該草案與2月4日在安理會上被否決的草案內容相似。共有193個成員國參加的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并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必將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對敘局勢產生影響。

　　此外，從敘國內看，反對派只是在推翻巴沙爾政權的問題上認識一致，在如何建立新政權的問題上遠未形成共識，反對派中也沒有出現像利比亞司法部長賈利勒那樣既孚眾望、又有豐富政府管理經驗的領袖人物。目前，敘反對派山頭林立，主要反對派“民族協調機構”和受西方支持的海外組織“全國委員會”內部分歧難以彌合。真正參與組織街頭革命的各地青年組織大多不成體系，缺乏中心領導。武裝反對派組織“敘利亞自由軍”號稱擁兵3萬，但實際上基本處于“地方武裝”、“散兵游勇”的狀態，而位于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的“敘利亞自由軍”總部無法對各地武裝人員發號施令。因此，可以預料，在敘利亞政局發展中，隨著西方國家的有意安排，也隨著外部力量的進一步角力和巴沙爾政府分心應付外部壓力，敘國內混亂的情況將進一步加深，有關力量將在混亂中實現分化組合，在敘政局以某種結局歸于正常之前，這種混亂的狀態可能會一直持續。(江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