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為，美國的貧富不均處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原因在于美國的政治制度制訂了犧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讓富人受益的規則。美國曾經不辭辛苦地創造美國的機遇之夢，然而今天這個夢成為了一個神話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26日文章】題：美國不再是機遇之地(作者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

　　美國的貧富不均處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那些處在頂層的人們正享受著國家蛋糕的較大份額。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在上升。中位數收入人群與頂層人群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美國曾經自認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但已不復如此了。

　　貧富不均代價高昂

　　經濟學家援引“邊際生產力理論”為這種不均開脫———該理論解釋了作出較大社會貢獻的人應獲得較高的收入。然而，那些通過提供推動技術進步的知識而真正改變了我們社會的人們，卻只能得到相對微薄的收入。想一想激光、車床的發明者或是脫氧核糖核酸(DN A)的發現者吧。而華爾街高管們的創新———他們為此得到了優厚的報償———卻讓全球經濟處在了毀滅邊緣，還有那拿著巨額的收入揚長而去的金融企業家們。

　　倘若涓滴經濟學尚有可取之處的話，那么人們或許還能對貧富不均泰然處之。但是，今天美國人的中位數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位數收入甚至低于40多年前的水平。與此同時，那些處在頂層的人們的收入卻從沒有這么好過。

　　一些人聲稱，貧富不均的加劇是市場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其實不然：一些國家在縮小貧富差距的同時仍然維持著經濟的增長。

　　市場由游戲規則左右。我們的政治制度制訂了犧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讓富人受益的規則。金融管理條例使掠奪性的借貸和肆意妄為的信用卡業務暢通無阻，這些做法使金錢從底層流向頂層。全球化的規則———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動者卻不能自由流動———強化了一種早已存在嚴重傾斜的討價還價條件：企業會揚言撤離某國，除非勞動者作出巨大的讓步。

　　教科書教導我們說，只有放棄增長或效率，我們才會擁有更為公平的社會。不過，深層的分析顯示，我們正在為貧富不均付出高昂的代價：它會導致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動蕩，并使增長放慢。經濟狀況最好的西方國家(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同時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

　　美國必須作出抉擇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這一時期的貧富差距程度較低———的發展比1980年以后要快很多，這是因為1980年以后收益已經以極不均衡的方式流向高收入階層。放眼各國，隨著時間的流逝，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平等、增長及穩定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

　　這里有一個好消息：通過減少尋租行為———即想方設法得到較大的蛋糕份額，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以及削弱導致美國出現如此嚴重的貧富不均的扭曲做法，我們可以使社會變得更公平，使經濟運轉得更好。法律規定對投機者采取的稅率可以是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或改變社會的創新者所征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體現了我們的某種價值觀，但是它們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唆使年輕人進入投機而非生產性的領域。鑒于頂層人群的收入有太多是通過尋租獲得的，增加對頂層人群的征稅將能削弱尋租行為。

　　美國曾經被認為是機遇之地。而今天，與歐洲或其他任何有數據可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兒童的人生機遇更多地取決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國曾經不辭辛苦地創造美國的機遇之夢。然而今天，這個夢成為了一個神話。

　　我們是可以再次成為機遇之地的，但這樣的事情不會自然而然發生。在政界一心想著削減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層和中層人群際遇的計劃，同時要為頂層收入人群減稅的情況下，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美國將不得不作出抉擇：如果它繼續過去幾十年的所作所為，機遇的缺乏將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其特征將是增長放慢和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動蕩。或許國家能夠意識到經濟已經失去了平衡。“鍍金時代”曾經導致了“進步時代”，“興盛的20年代”導致了“大蕭條”，而后者又進而導致了“新政”。每一次，國家都能發覺自己正在走向絕境并懸崖勒馬。問題在于，這一次還能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