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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平靜、悲傷、厭惡、恐懼、喜悅等7種狀態(tài)，首先要設(shè)定情緒基準(zhǔn)線，以得到真實的反應(yīng)。司法實踐中無法設(shè)定全部情緒的基準(zhǔn)線，但審訊前，可以通過先聊一些有關(guān)孩子、工作等與案情無關(guān)的話題，取得被審訊人的真實反應(yīng)，設(shè)立平靜、厭惡、恐懼等基準(zhǔn)線。進而，檢察官就可以通過嫌疑人在審訊中表現(xiàn)出違背真實反應(yīng)的微反應(yīng)，推斷其是否說謊，這就是俗稱的“讀臉術(shù)”。據(jù)了解，北京市昌平檢察院已有檢察官憑借“讀臉術(shù)”，成功破案。（9月25日《北京日報》）

　　“讀臉術(shù)”對于偵破案件的確有明顯的效果，這從昌平檢察院已經(jīng)偵破的案件可見一斑。而且，我還相信，如果檢察人員能精心于研究“讀臉術(shù)”，提高識別貪官說謊的能力，對于遏制刑訊逼供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減少檢察官逼取口供的機率。不過，現(xiàn)實殘酷的是，對于檢察官而言，恐怕他們更多的練習(xí)的不是識別貪官說謊的“讀臉術(shù)”，而是識別上司情緒變化和意圖的“讀臉術(shù)”。

　　此話怎講？以安徽阜陽區(qū)檢察院原檢察長汪成報復(fù)陷害案為例。當(dāng)區(qū)委書記張治安要求汪成對舉報人李國福打擊報復(fù)時，汪成就壓制下屬檢察官對李國福立案偵查，并明示批捕的檢察官，李國福案系張治安交辦，必須逮捕。李國福案到了審查起訴階段，汪成又向公訴部門施壓，倉促結(jié)案。在這里，汪成的“讀臉術(shù)”，就是讀出區(qū)委書記張治安的臉部變化，明白張的喜怒哀樂、張的意圖，而作為批捕和公訴的檢察官的“讀臉術(shù)”，則是要讀出汪成的喜怒哀樂、汪的意圖。

　　這種另類的“讀臉術(shù)”比所謂的對貪官的“讀臉術(shù)”重要得多了。因為，不懂對貪官的“讀臉術(shù)”，頂多就是偵查期間延長或者偵破不了一個案件，但是，如果不懂對上司的“讀臉術(shù)”，情況就會嚴重得多，檢察長或者檢察官輕則被“穿小鞋”、不能升遷，重則丟官或者有牢獄之災(zāi)。因為，地方司法機關(guān)的人財物都被控制在地方黨政之下，檢察長不能不聽從地方黨政官員對案件的干涉;而檢察官相對于檢察長的獨立性也弱，檢察長也可以輕易地對檢察官調(diào)動崗位、撤職。

　　只有真正地摒棄對上司的“讀臉術(shù)”，讓檢察官不用看上司的臉色行事，對于反腐敗斗爭才具有戰(zhàn)略上的意義。到那時，檢察官對于腐敗分子能查、敢查，他們的對貪官的“讀臉術(shù)”就有用武之地。這就需要我們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改革地方司法機關(guān)人財物受到地方黨政控制的局面，讓“除了法律沒有上司”的司法人員能成為“法律帝國的王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