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

　　大學生就業正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據新華網報道，2013年高校畢業生達699萬人，數量創歷屆之最。到今年3月，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畢業生的簽約率只有30%左右。大學生的期望月薪僅為3683元，比去年低了1000元。

　　造成就業問題的原因有哪些？大學生就業形勢何時才能好轉？“按照我的估計，6月底簽約率會漲到50%。半年后的就業率能不能達到或高于90%，還取決于第三季度的經濟景氣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翼研究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破解就業難，就要實現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平衡，更要注重公平，打通社會流動的渠道。

　　就業能否好轉主要看第三季度的經濟景氣程度

　　中國青年報：目前來看，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格外嚴峻，在您看來是什么原因？

　　張翼：就業形勢嚴峻的主要原因是供給增多但需求不足。在供給方面，目前到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大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時期。依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設計，在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達到36%，2020年要達到40%。因此在“十二五”后期和整個“十三五”時期，大學畢業生人數都會增長。所以，以后每年都可能是大學生的“最難就業年”。政府要將大學生的就業與再就業作為頭等大事來抓，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

　　勞動力市場供給還有兩個常態性的問題。一是近期多項調查表明：中國大學生因為專業或興趣不匹配而發生的跳槽率極高，畢業三年內的大學生總想在“穩定”中尋找更滿意的工作；二是人力資本越高的勞動者，越需要更長的時間覓職。比如，讓和水泥的農民工改去搬磚難度不大，但如果讓學物理的大學生去教化學，則需要更多的轉崗成本，由此也增加了“摩擦性失業”的比重。

　　在需求方面，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經濟普遍不景氣，這壓抑了出口導向企業的擴張沖動，縮減了招工計劃。在國內市場上，今年第一季度國民經濟增長水平低于預期，也抑制了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招工需求。學術界研究發現：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在城鎮新增加120萬~150萬個就業崗位。現在來看，在新增加的就業崗位中，對農民工的需求較大，對大學生的需求則相對較小。

　　所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長期存在結構性壓力：一方面是農民工短缺，很多地方“招工難”；另一方面，由于低端產業比重太大，白領崗位的需求較小，加劇了大學生的就業競爭。今年已到第二季度，政策實施效果還需要繼續觀察，企業家仍然存在觀望心理。

　　但總體來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好于歐盟。近期多項報道說歐盟青年人口的就業率在降低，甚至失業率達到了空前的24%左右，這是極其危險的。

　　中國青年報：據稱今年3月份畢業生的簽約率只有30%左右，如果到了年末仍無法達到預期的80%~90%的就業率，該如何應對？

　　張翼：按照我的估計，6月底簽約率會漲到50%，學生畢業時潛在的簽約意向落實后，可能會達到60%~70%。畢業季簽約率上升是可期的，但半年后的就業率能不能達到或高于90%，還取決于第三季度的經濟景氣程度。

　　應該指出的是，在解決就業問題上，絕大部分新勞動崗位是中小企業創造的，但我們現在扶持最多的是大企業。國家刺激大學生就業的重點，不僅要放在村官與城市基層機構上，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發展。

　　能否抓住高等教育人口數量增長的“機會之窗”決定未來事業的成敗

　　中國青年報：近些年，我國讀高中的人數越來越少，讀大學的卻越來越多，這對于我國人口紅利會產生什么影響？

　　張翼：近年來，高中階段教育適齡人口開始減少，農民工供給逐漸轉入短缺，大學生供給逐漸轉入過剩。但這種過剩是市場約束和制度配置下的過剩，并不代表中國不需要這些高素質人才。事實上，大學生人數增加會提高人力資本，有望實現中國的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否抓住接受過高等教育人口數量增長的“機會之窗”，決定著我們未來事業的成敗。

　　我國人力資本的構成正處于從初中教育為主向高中教育為主的轉型時期。我國每年會招收800多萬高中學生和近700萬中等職業教育學生，使得勞動市場上很少有初中畢業的人了。通過產業技術的升級換代和制造業的技術化轉型，我國已經創造了技工的“機會之窗”。但對于從普通高校畢業的很大部分學生來說，市場上仍缺乏創造崗位的機制。

　　只有通過高端服務業的發展，而不是繼續強化對低端制造業的扶植，才能創造更多白領崗位。大城市和東部沿海城市要從以制造業為主盡快轉型為以創新為主，才會帶動勞動力市場的轉型。

　　中國青年報：現在很多應屆生“非三不進”，即非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不進。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張翼：很多人都會告誡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這種引導是對的。但我們呼吁了很多年，學生仍未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觀念。這說明我們應該轉變政策配置與改革的思路，采用市場的方式而非說服教育去影響大學生的職業選擇。

　　在做法上，就是要把公務員從最優職業選擇的位置上拉下來。公務員崗位吸納了大量本該進入科研單位和企業的精英。只有繼續深化國有單位改革，打破公務員終身制，縮小權力資本的尋租渠道，大學生對公務員職業的熱情才會逐漸減退，社會精英向不同職業領域分流的趨勢也才會形成。不改變公務員作為最優職業選擇的現狀，我們的引導政策起草得再好，也會收效甚微。

　　國有企業經過改革，也成為吸納人才的地方。工資待遇的提升和勞動保障的兌現，讓大學生更有尊嚴感，也強化了人們對國有單位的預期。但目前這樣的崗位很少，無法完全滿足大學生的需求。勞動主管部門應繼續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維護，使勞動環境的提升符合人們的期望。

　　打破就業歧視首先要做到教育公平

　　中國青年報：您為什么在說到就業問題時一直強調“公平”？

　　張翼：眾所周知，985、211高校的學生就業相對容易一些，三類院校、大專生的就業難度最大。勞動力市場上，不僅對重點大學的偏好比較明顯，性別、政治面貌甚至年齡都成為歧視依據。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我國絕大多數白領工作崗位，主要由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創造。但這些大城市，本該被弱化的戶籍再分配功能卻不斷被強化，甚至再次祭起戶籍管理的法寶，作為“控制人口數量增長”的利器。一些企業去年還能拿到戶籍指標，今年就拿不到了，就難以和大學生在原有的條件下簽約。

　　由此可見，地方城市政府還沒有落實好中央政府的指示。中央很積極地鼓勵大學生就業、創業，如出臺教育振興計劃，促進就業公平。但地方政府在制度配置上還滿足不了企業和學生的需求，甚至無法讓大學生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上自由流動，這是應該提出批評的地方。

　　說到“公平”，中國夢其實可以被解讀為，公平接受教育的夢和公平參與就業的夢。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這么說？

　　張翼：將教育置于就業之前，因為就業公平的基礎是教育公平。教育不公平，就業就很難做到公平。現在我國教育的最大不公，在于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這使不同階層的子弟進入到了不同品質的學校去接受教育，從而影響了教育獲得過程的公平性。由此也影響到子女面臨的就業起點安排，形成初次求職市場的不平等。

　　在這種情況下，就業歧視在短時間內很難靠下發文件來打破。但我們可以首先做到九年義務教育資源的公平化，再促進高中階段教育的相對公平化。讓不同階層的人在小學、初中、高中里拼的是智力，而不是家庭背景，把夢想的實現寄希望于自身的努力。即使他碰到困難，也會歸因于自身而不是社會關系。

　　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人生夢想是寄希望于通過教育和職業而實現的。要使社會個體實現他的中國夢，就要從制度設計、國家規范和社會環境上，把社會流動的渠道打開。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所受教育公平謀職、就職，以此共享人生精彩和夢想成真的機會，也共享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