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生前照片的翻拍照。照片來源/網絡

王書金前日被帶往邯鄲中院受審。 新華社發

　　王書金案下次開庭時間將及時公布

　　前兩次開庭一度相隔6年；律師未接到查閱案卷通知；河北高院稱暫無聶樹斌案調查結果的相關消息

　　新京報訊昨日，王書金的辯護律師朱愛民稱，休庭后，河北省高院還未通知他前去查閱案卷，何時再開庭審理，也是待定。河北省高院稱，開庭時間將會及時在官方微博上公布。

　　針對“聶樹斌案”的調查是否有結果，河北省高院回應稱目前沒有相關消息。聶樹斌因涉奸殺案于1995年被槍斃，10年后，王書金供認自己才是該案真兇，并在一審后就此上訴，引發社會關注。

　　河北高院：

　　官微將及時發布開庭時間

　　6月25日上午，王書金案二審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邯鄲中院再次開庭。檢方當庭出示了聶樹斌案中被害人尸檢報告等部分證據，力證王書金非聶案真兇。

　　因是首次看到這些證據，且都是復印件，辯護律師朱愛民休庭查閱聶樹斌案案卷的請求獲準。

　　“我還沒有接到河北省高院前去查閱聶樹斌案案卷的通知。”昨日下午，朱愛民稱，因河北高院要從檢察院調取卷宗后，才會通知他閱卷，“具體何時會讓我查閱，并沒有法律規定”。

　　就再次開庭的時間，朱愛民也稱，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說，法院會根據案件的進展情況以及與律師的溝通情況，來確定開庭時間。但“具體的開庭日期，由法官根據審理的情況來掌握”。

　　河北省高院宣傳處的一名工作人員也稱，“一旦開庭時間定下，將會通過官方微博及時發布”。

　　辯護律師：

　　檢方證據存“先天不足”

　　對于檢方在庭審中出示的聶樹斌案尸檢報告、現場勘驗筆錄、被害人家屬筆錄等新證據，朱愛民表示既感到欣喜，又發現這些證據材料的問題。朱愛民說，上述材料顯示聶樹斌案案卷做得非常粗糙，可以稱之為“先天不足”，不合形式要件。

　　其中在尸檢報告中，兩個法醫一個有簽字無章，一個有章無簽字，且章也為私章。“現場勘查筆錄中，居然連方位示意圖都沒有。”朱愛民說，“這從程序上就存在瑕疵，何以能讓人信服。”

　　王書金供認為聶樹斌案真兇后，河北相關部門曾表示調查該案，但8年后也未公布結果。對此，河北省高院宣傳處昨日回應稱：“目前還沒有得到相關業務部門的消息，具體是不是再查，他們也不清楚。”

　　■ 疑點

　　1 自認真兇為多活幾年？

　　“王書金供述時不知聶樹斌案”

　　在王書金案二審再次開庭前后，有人認為，王書金之前已知聶樹斌案，被抓后自知難逃一死，而自認聶案真兇，目的就是故意制造聶案懸疑，讓法院一時無法對自己進行終審判決。

　　“這種說法是不合適的。”朱愛民稱，第一次會見王書金時，王就和他說自己主動供述時，“根本就不知道有聶樹斌這個人，也不知道聶樹斌因為他做的案子已被執行死刑10年。”

　　朱愛民還再三強調稱，王書金是在被河南警方抓到并移交至河北廣平警方后，主動供述了聶樹斌案是其所為，并且直到供述結束后，才從辦案民警處得知聶樹斌案。

　　在得知之后，王書金仍堅持“聶樹斌案”是其所為。朱愛民轉述王的話稱“自己做的事，自己就要承擔，不是為別人開脫”。

　　2 聶樹斌案過分依賴供述？

　　“判決書缺失證據說理不充分”

　　根據1994年10月26日《石家莊日報》刊登的一篇題為《青紗帳迷案》的文章報道：1994年8月5日康某失蹤，8月10日其父報案，8月11日石家莊市郊區公安分局100多名干警在一塊玉米地里發現了尸體，認定為強奸殺人案。

　　報道稱警方根據“一騎藍色山地車男青年到處游蕩，還尾隨青年婦女”的線索，鎖定聶樹斌。

　　“他只承認曾調戲過婦女，拒不交代其他問題。干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這個兇殘的犯罪分子終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奸殺人的罪行。”該篇報道如此敘述。

　　據聶樹斌案再審期間辯護人李樹亭介紹，本案是1994年8月5日案發的，直到8月11日才發現遺體。由于期間正值盛夏，且曾有過大量降雨，以至于尸體被發現時已經高度腐爛，更無從在泥濘的路面上提取鞋印等客觀證據。

　　對此，據聶樹斌的母親描述，其兒子曾托律師帶出話來說認罪“都是打的”。

　　李樹亭也表示，正是由于客觀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造成了本案高度依賴言詞證據。此前案件在一審、二審期間，由于本案涉及奸殺女性而沒有公開庭審，而判決書也沒有載明到底依據了除言詞證據外的哪些客觀證據，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對此，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稱，法院做出這樣的判決書不能說不行，但“太簡單，太草率，關鍵證據以及被告人供述不寫進判決書，說理不充分”。

　　3 聶樹斌案為何無DNA鑒定？

　　DNA鑒定運用當時不普及

　　根據聶樹斌案判決書，可以發現，認定聶樹斌構成犯罪的證據包括：有罪供述、指認現場、現場勘查、確認被害人衣物、證人證言等。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研究人員、尚權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毛立新表示，縱觀目前披露的全案證據沒手印、沒腳印、沒精斑，也沒有做DNA鑒定，連康某系被誰奸殺的都不知道。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學權，曾主持教育部2007年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DNA證據研究》。其介紹，1987年英國首次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引入了DNA鑒定技術，國內緊隨其后于1988年在遼寧的一起強奸案件中開始使用，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國對此技術運用并不普及。

　　究其原因，陳學權表示有三點：一是作為新技術，司法機關認識和接受需要一個過程；二是受技術限制，當時地、縣司法機關不具備此技術，且該技術對檢材要求高。以趙作海案為例，當時地方司法機關將此案的檢材送往公安部鑒定，但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公安部未能做出鑒定；三是當時DNA鑒定的成本較高，而各地的辦案經費又都有限。

　　基于上述種種原因，陳學權指出當時政策層面對于命案是否需要進行DNA鑒定并沒有做出硬性規定，不過近些年伴隨佘祥林、趙作海等冤案的出現，司法機關針對死刑案件的指導意見已漸趨明朗，即命案原則上都要進行DNA鑒定。不過陳學權同時強調，DNA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其他證據確實、充分，沒有DNA證據，也能定案；反過來，即便有DNA證據，但其他證據缺失，也不能定罪，例如在強奸案件中，即便被害人身體上留下了被告人的DNA，但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性關系的發生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也不能定罪。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玉學 張媛

(原標題：王書金案下次開庭時間將及時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