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報告出爐前最高法領導在兩月內，跑遍20省征集地方法院建議。2013年成為亮點的司法公開，還將伴隨2014年。

　　“我覺得，今年最高法院工作報告的贊成票會比以往高一些”，全國“兩會”召開前，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近幾年來，最高法院的贊成票率在“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中總是最低的，尤其是2013年，最高法院得到了605張反對票，贊成票率為近5年來最低。

　　3月10日，周強作了就任首席大法官后的第一個工作報告。

　　“毫無疑問，過去一年最高法院工作最大的亮點就是司法公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告訴記者。作為最高法院的特邀咨詢員，王晨光在2月11日應邀到最高法院參加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起草情況并提出意見建議。

　　“這是最高法院工作的慣例，每年全國‘兩會’前都會聽取特約咨詢員的意見”，王晨光說。

　　除了聽取專家意見，從去年12月開始，最高法院的14名領導，除了去年底才被任命為副院長的陶凱元外，其余13位領導跑遍了全國的20個省份，聽取當地全國人大代表對法院2013年工作的意見。

　　盡管也是“常規動作”，但最高法院的努力仍可見一斑。在這些與人大代表的溝通中，提及最多的話題還是司法公開。

　　耗時兩個月的“溝通”

　　聽取意見的第一站是福州。2013年12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徐家新，聽取了部分在閩全國人大代表的意見建議。

　　“代表們提出，今年人民法院工作成效明顯、亮點紛呈”，《人民法院報》的報道中寫到。

　　一周后，徐家新到了重慶，繼續同當地的全國人大代表座談，對于代表們提出的建議，徐家新表示“打好‘收條’，照單全收”。

　　其實，在2013年12月25日，最高法院已經開始了同人大代表的“溝通”。當天，最高法院在成都舉行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工作（中西部地區）座談會。最高法院主管司法改革的副院長李少平，就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聽取了部分在川全國人大代表的意見。

　　直到2月25日，最高法院還委托黑龍江省高院院長張述元，與駐黑龍江的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座談。

　　最高法院的機關報《人民法院報》報道了每一次最高法院與人大代表的座談，但直到2月13日，院長周強在北京與13名全國人大代表座談時，才首次提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

　　有了解內情人士稱，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從上年年底開始“動筆”，直到翌年2月底，從整體框架到措辭用語，要經過幾十次修改。

　　在這次座談會上，周強著重提到了過去一年，最高法院在推動司法公開方面的工作。“人民法院全力推進裁判文書公開、審判流程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公開平臺建設，以司法公開倒逼提高司法能力、促進司法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他說。

　　司法公開“不出意外”地在報告完成稿中占有重要篇幅，周強用7個方面概括了過去一年最高法院的主要工作，其中第4項即為深化司法公開。“濟南中院通過微博全程直播薄熙來案庭審情況，取得良好效果。”他提到。

　　周強的報告中還提到，2013年，最高法院公布生效裁判文書3858份，這一年，最高法院審結了9716起案件。

　　最高法院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4年2月28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共上傳文書237347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上傳4167份，地方各級法院上傳233180份。

　　學者的“臨門一腳”

　　2月11日，包括王晨光在內的20多名特邀咨詢員到了最高法院，這些咨詢員全部是法學學者。“最高法院當場念了工作報告的征求意見稿，然后由學者們提建議”，王晨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些建議基本上沒有大的改動，只是文字上、具體提法的建議”。

　　王晨光的建議也是關于局部“措辭”。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中提到，“為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作出積極貢獻”。“平安中國主要是治安問題、刑事犯罪問題，但法院的工作是全面的，所以在報告中只需要提‘法治中國’就好了”，他說。

　　當然，在3月10日周強在作報告時，還是兩次提到了“平安中國”。

　　在座談會上，司法公開是一個熱點話題。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周強第一次提出“打造中國審判信息庫”。“就是要把建國60周年以來的審判信息收集起來，以利于今后的學術研究和實務操作”，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也參加了座談會，他認為目前的司法公開仍有“不足”，比如沒有公開死刑案件的判決書，“如果公開了，那么學者就能知道每年中國的死刑人數，但到現在，包括我在內也都只能估算這個數目”。在國內，死刑案件的判決書仍被算做國家秘密，屬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中的公開“例外”。

　　但死刑案件并非完全沒有公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最高法院已公布了為數不少的死刑復核判決書，“但公布的用意更多地是用來指導某類型的死刑案件判決”，北京一名刑訴法學者稱。

　　陳光中認為，公開全部死刑判決書有利于進一步減少死刑。在此次全國“兩會”上，繼續修改《刑法》以減少死刑成為熱點，被“瞄準”的目標包括集資詐騙罪和組織賣淫罪。

　　“公開是最關鍵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說。他對征求意見稿提出了行政訴訟受案難的問題，“行政訴訟中，法院不予受理的比例非常大”。應松年介紹，一些法院有內部規定，對比如土地類行政案件不予受理，“這是違法的”。

　　他建議法院要對所有不予受理的當事人出具書面裁定，“不能口頭回復，這樣才能方便當事人繼續向上一級法院反映。同時要加強對書面裁定的監督，看看各級法院不予受理是出于什么原因。通過公開，讓公眾去評判某些案件不予受理是否公正”。

　　司法改革“前奏”

　　2014年是新一輪司法改革的開頭年，周強的報告中提出了2014年的10項法院司改項目，這些項目沒有超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范疇。

　　其中，報告重申了司法公開的路線圖，“最高人民法院及東中部14個省區市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依法全部上網公布，其他省區法院3年內全部實現這一目標”。

　　“周強第一年的司法公開思路類似于肖揚，肖揚在剛當上最高法院院長時，曾經推動了一批案件進行電視庭審直播。但后來逐步取消了，原因是遭到了當事人出于隱私的反對”，上述北京的刑訴法學者稱。

　　“最高法院工作報告的征求意見稿中，曾經寫著‘積極推動庭審直播’，我認為應該是有選擇地進行庭審直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告訴記者，“否則在實際中，證人更不愿意出庭作證”。“積極推動庭審直播”并未出現在3月10日，周強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

　　如今，法院更多通過新媒體直播熱點案件。報告中稱，最高法院建成了中國法院庭審直播網，各級法院直播案件庭審4.5萬次。

　　“法院的審判面對著來自微信、微博這類新媒體的挑戰，對法院審判的監督是空前的，法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說。

　　2月19日，全國“兩會”召開前，陳衛東參加了最高法院舉行的新媒體與司法公開座談會。“新媒體對法院工作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薄熙來案庭審直播是正面的，但湖北鄧玉嬌案、廣東許霆案，以及云南李昌奎案等案件，則是網絡綁架了司法”，陳衛東說。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記得，周強在座談會上提到了1980年代初讀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時的激動感受。但參會的網絡“大V”的觀點仍不免帶有網絡民意，“五岳散人”即表達了對“轉發500條”司法解釋的批評意見。

　　而在2014年，一些因網絡行為“出事”的“大V”將進入審判程序，祝華新認為，法院在審理中特別需要厘清法律邊界，恪守法律精神。

　　“司法公開不是最終目的，而是要倒逼司法改革，落實憲法賦予的獨立審判權，實現公正。所以司法公開是階段性的，是個突破口”，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晨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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