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制造浙江張高平叔侄冤案的‘女神探’應追責。”這一聲音，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得到了全國人大代表和民間輿論場的共鳴。而今，追責終于啟動。

　　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稱，調查組將對“二張”錯案原辦理過程中公、檢、法各部門辦案環節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調查，并將根據調查情況，嚴肅依法依紀追究責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審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她曾被稱為“女神探”。

　　第三輪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的出臺，正進入倒計時。如何防止下一個“張高平叔侄冤案”？法學界權威學者表示，對司法的監督不應只依靠“攔轎伸冤”。

　　錯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責

　　實際上，這個不常用的專業詞，管的正是許多網民深惡痛絕的“司法腐敗”、“躲貓貓”、“喝水死”。它查到的，可能正是1年中最令公眾震驚的冤假錯案。

　　中國青年報記者比對了5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從2010年到2013年，關于“法律監督”的章節內，從未提及任何具體案件。

　　唯獨2014年的這一章，在五位數的數字之外，多了兩個人名。

　　它們是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于英生殺妻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的原話是這樣的：“堅持有錯必糾，對從申訴中發現的‘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于英生殺妻案’等冤假錯案，及時與人民法院溝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審改判的意見。”

　　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對濫用強制措施、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等偵查活動違法情形，提出糾正意見72370件次，同比分別上升25%和27.3%；對證據不足和不構成犯罪的，決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訴16427人，同比分別上升9.4%和96.5%。

　　法律監督不能只追責一個“女神探”，而應成為制度性安排，這已是學者的共識。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員屈學武認為，造成錯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

　　“從目前來看，我國地方法院判案的獨立性是不夠的。”屈學武說，“像張高平叔侄這樣影響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審委會決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領導層拍板的。所以，追究這樣的錯案，會牽扯到很多官員。”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也在4月9日說，調查“并非只針對聶海芬一人”。

　　屈學武認為，建立有效的錯案追責機制沒錯，但是，“一概而論、一竿子打到底”的錯案追責，可能導致將來出現“反效果”。

　　她提出，錯案要追責，但也要區分不同性質。“有些錯案是因為行賄受賄，這是應該嚴懲的。有些錯案是因為辦案人員技術層面的水平問題，就應該適度追責。比如不只是追責承辦法官一個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評都掛起鉤來，反而可能導致司法人員有錯不究、有錯難究、有錯不敢究。”

　　如何避免公檢法“穿一條褲子”

　　“總體上說，檢察院監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較難的。”在采訪中，刑訴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直言不諱。

　　“張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檢察官張飚的負責。”陳光中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但張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檢法“親如一家”、法律監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學界詬病所在。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馬長山認為：“檢察機關是處理公檢法職務犯罪的，但是，公檢法之間經常形成一個‘共同體’的意識。這實際上很不利于法律監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檢法部門，只有出了掩蓋不了的大事，才會相互監督。”

　　在法律規定的權限內，檢察機關對案件的監督只能是建議或者抗訴。

　　陳光中教授說：“現在很多人說，要強化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但我認為，檢察機關的權力太大，也會產生職能分工的問題。強化權力，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這位享有國務院津貼的教授舉了一個例子：“比如，檢察院如果發現公安有超期羈押的行為，就可以建議其改進，如果建議兩次不執行，就要強制監督，檢察院在這個方面的權力是要強化的。”

　　但現在有些人為了強化檢察機關的權力，就建議檢察院在公安機關辦案的時候提前介入。陳光中認為這是一種誤讀。

　　“公檢法機關分工負責，這是大前提。檢察機關作為監督機構，是不能參與辦案的，也不能聯合執法。這是絕不能混淆或代替的，強化法律監督也必須有法律的依據。”陳光中認為，公檢法三家的關系應當是“配合與制約并重”。

　　“三家的關系，目前是公安機關比較重頭，公安機關對案件進行偵查，法院或檢察院是很難推翻的。”

　　因此，他強調，公檢法的關系，應該由偵查中心制轉向審判中心制。“法庭的審判、證據都要公開透明，證人也要到場。”他還建議逐步公開公檢法司官員的財產，“可以從新任命、提拔的人員做起，從嚴審查”。

　　監督司法不能只靠“攔轎伸冤”

　　除了檢察官“仗義勇為”，老百姓的舉報能起到多大作用？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0年-2014年間，公開曝光的公檢法司落馬干部中，有37人來自公安系統，15人來自法院系統，3人來自檢察院系統。

　　其中，司局級正副職的公檢法官員落馬最多，有60人。省部級正副職25人，縣處級正副職9人，鄉科級正副職6人。

　　他們是被自上而下地查出問題，還是被自下而上地舉報？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0年-2014年公開曝光的公檢法司落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眾舉報落馬。

　　馬長山認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響了老百姓監督舉報的積極性。“沒有進入公眾輿論的個人監督是很危險的，這限制了普通人的監督舉報。只有讓人們在監督時具有完全的安全感，社會監督才能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他同時肯定，網絡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實現社會監督的平臺。“網絡是一個很好的民意出口，自媒體時代的老百姓可以有更多渠道、更直接地反映自己的意見。”

　　目前，中央巡視組各省負責人的手機號，也成為了廣泛傳播的熱門信息。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在巡視組駐地附近“截訪”的情況。

　　但學者認為，對司法人員的監督，不能只依靠“攔轎伸冤”模式。

　　“公檢法司系統本應是一片凈土，這個地方的腐敗是最可怕的，比一般官員的腐敗嚴重得多。必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來解決司法腐敗問題。”陳光中說。

　　陳光中認為，目前社會對公檢法司機關的監督作用，“發揮是不充分的”。

　　這位權威學者最后強調的是司法機關的公開透明。“要加強社會的監督作用，就需要擴大公眾的知情權。公檢法司系統應當主動做好信息公開，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夠發表建設性的意見。”

　　實習生王詩堃　　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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