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

　　法制晚報訊 范美忠（微博）準備辭職了。

　　在四川都江堰光亞學校的一間教室里，唯一的兩名學生——一個低頭看視頻，一個戴著耳機。坐在黑板下的語文老師范美忠自顧低頭看書，并不說話。

　　直到下午的一堂選修課，他才捧起一本《莊子》，向前來聽課的五名學生講述道家思想。興起時，他會在黑板上疾書、揮舞雙手并在提問時露出難得的笑容，“其實我挺喜歡教書的，但學生不愛學，我也沒辦法。”

　　這讓范美忠決心離開這所已任教9年的學校。事實上，自汶川地震在課堂上先于學生逃生以來，他既未辭職也未遭到解聘。

　　前不久，韓國“歲月”號船長先于乘客棄船逃生，讓“跑跑”一詞重回公眾視野。汶川地震6周年臨近，法制晚報記者與范美忠面對面，試圖呈現一個“逃生者”眼中的另一個“逃生者”。

談船長 確有失職 依法論處不過多批判

　　FW：韓國“歲月”號客輪開始進水時，代理船長李俊錫首先棄船登上救生艇并獲得救援。你看到這條新聞時心里是什么反應?

　　范美忠：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定會有人將我的事和這件事結合起來談。因為當初談論我的事就有人把我比喻為船長，這件事也同樣涉及到學生，而且當初我也跑了嘛。

　　FW：你如何看待船長的這一行為?

　　范美忠：船要沉的話，肯定要讓乘客逃生，我覺得船長確有失職。因為沉船逃生涉及操控等，需要船長的專業指導。

　　但站在我的經歷上來分析，我很想知道這個船長是否曾經受過相關的訓練。如果他有過職業訓練，這樣做就是不合適的。如果他沒有經過訓練，我們也需要反思，逃生訓練為什么不到位?

　　因為人性有很多弱點。我們往往認為，一個人應該負什么責任，但是我們卻很少去想他能不能負起某個責任。

　　能否負起責任，除了心理素質和道德高下之外，很多時候與其能力有關。這個能力就是說其是否有類似情景下相關心理素質和如何操作的訓練。這就跟我當時一樣，因為缺乏逃生經驗，地震來臨時我和學生一樣都會驚恐。等后來再有余震，我們就很平靜了。

　　我覺得船長這件事要依據法律的規定，如果屬于違法犯罪，按照法律規定處理即可，該判五年判五年，該判十年判十年，也不要做過多批判。

　　FW：與你當初一樣，這位船長現在被稱為“李跑跑”，你對“跑跑”一詞作何理解?

　　范美忠：這我還不知道，但我比較反感這樣叫。雖然我不認識這個船長，但我認為，首先他依然是有人格的，即使是罪犯也有人格。我們可以道德評論，可以說他不道德，但不可以道德審判。當我們給他起外號，這就是一種道德審判。

　　對我個人來說，給我起綽號，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道德審判。比如有人貪污了，我沒有貪污，所以我獲得了道德優越感，我就可以對其任意侮辱，我不這樣認為。我本身是一個很豐富的人，這個叫法，將我的一生簡化為那么一件事情，這對我的人生也是一種遮蔽。

　　FW：有人在現實生活中當面叫你“范跑跑”嗎?

　　范美忠：肯定會有，朋友有時開玩笑也會這樣叫我。有個別的學生也會這樣叫，曾有個藏族的女生叫我“跑跑兄”。如果現在見到媒體這樣叫我，我會很反感。

　　FW：船長李俊錫事后向公眾致歉，說自己無言以對。你剛才談到自己的行為與之有些相像，你是否也想過為自己的行為致歉?

　　范美忠：如果船長認為自己確實有錯，致歉是很正常的。如果我認為自己有罪的話，也會道歉。不道歉通常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認為自己根本就沒有錯，二是礙于面子不愿道歉，那么我認為自己屬于第一種。并不是說船長道歉，態度就比我好了，可能是他真認為自己有錯。我不能為了顯示我自己態度很好而去道歉。

　　實際上對我來說，道歉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在課堂上遲到了，我就會給學生道歉。有一次我在課堂上阻止一位戴耳機的女生，語氣重了些，后來我也對她說對不起。

談逃生 教育缺失 讓孩子不能處險應變

　　FW：“歲月”號傾斜之后，船上300多名學生中大多數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艙中待命，最終與客輪一同沉沒。反倒是一些沒有聽從指示的學生獲救。韓國目前都在反思“服從”文化，你一向主張打破約定俗成的價值觀，對此作何解讀?

　　范美忠：客輪傾斜之后，就應該根據當時的情況隨機應變，并非一定要有人下達命令才走。這里就涉及到東西方的差異。權威性和服從型人格，會成為我們普遍的特征。東亞文化，都是權威型文化。韓國、日本和中國人，都有服從領頭羊的特點，我們習慣了被吩咐去做什么。而歐美文化則不同，會給個人更多自主決策的空間，會經常自主決策。

　　生存能力應該作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反映了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長久沒有賦予孩子身處危險的訓練，也跟我們長久以來沒有給予孩子自主決策和判斷能力有關。因而面對危險時，我們不能隨機應變，這個反思是很有意義的。

　　FW：但也有觀點認為，身處客輪之上，獲救也需要專業的引導。很難說隨機應變就比接受專業引導生還概率大?

　　范美忠：聽從專業引導本身是沒錯的，但是如果沒人進行專業引導呢?沒有專業指導就應該自主決策。

　　FW：失事客輪上一名副校長在獲救后自殺身亡，并在遺書中稱，200多名學生生死未卜，是他策劃了這次修學旅行，因此承擔所有責任。你如何看待副校長自殺?

　　范美忠：校長的話是非理性的，因為他事先并不知道船會沉。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哪怕是他認為自己應該負責，我也不認為他有責任。他的自殺，可能主要因為傷亡人數太多而打擊太大。在極大的打擊之下，他會認為，如果沒有修學旅行，就不會沉船，繼而產生強烈的內疚感。

談改變 變得謙卑 引導學生不做道德審判

　　FW：汶川地震距今已有6年，你是否曾為當初自己的行為而內疚?

　　范美忠：回過頭去看，首先我的行為沒有損害別人，其次那是一個瞬間的下意識，而非一個可以理性自控的過程或機會。本來我還可能有點內疚的，當看到將英勇犧牲當做應該的時候，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

　　我可以內疚，但是我不能因為要求我內疚而內疚。從道德至高的標準來看，我確實應該內疚。但這種標準一定是內心的一種自發的渴望，不是用來要求的。

　　FW：如果當時你的學生出現傷亡，你還會這樣認為嗎?

　　范美忠：有傷亡，我會感到悲傷，因為我們長久相處，這是私人情感。但并不代表我有責任，我也不會歉疚。悲傷是一個情感問題，而歉疚是感覺自己未盡責的事。而且并不是我不想救他們，而是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在沒有經過演練的情況下，面對地震這種突然事件，我不能保證自己是一個理性而冷靜的人。

　　FW：當時有很多讓你辭職的呼聲，這是否帶給你工作上的壓力?

　　范美忠：其實我一天都沒有離開工作崗位。汶川地震之后學校就放假了，直到當年8月15日才開學。校長曾口頭通知將我解聘，并跟我說，如果有媒體采訪就說自己被解聘了。如果非要找我麻煩，校長就說學校是災區，我是到災區來支教的。

　　現在我準備辭職去別的學校了，其實我挺喜歡教書的。因為近些年這里的學生不愛學習了，課都很難正常上。

　　FW：你現在平時都在做些什么?

　　范美忠：周一到周五都在學校上課，周六帶一個讀書會，周日上午在一個培訓學校給成年人講國學。其他時間都和妻子女兒在一起。平時有空了再打打球，看看書。

　　FW：當初的那場風波，是否讓你有所改變?

　　范美忠：在生活中，我對人的態度有很大轉變。之前我很喜歡對他人進行譴責，言辭非常激烈。經歷了2008年的事之后，我遭受到當初我對他人一樣的道德譴責。自身意識到對他人不應過多地進行道德指責，對他人人性的弱點應該更包容。一旦這樣，人就會變得平和，不會覺得別人總不好，世界總不好。

　　我也曾認為自己很勇敢，但災難讓我認識到并非如此。人在沒接受考驗之前，往往會對自己有過高的評估。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往往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弱點，觸摸到更真實的自己，這時會更加謙卑。后來我教文學作品，就特別引導學生，看到《紅樓夢》里各種人性，不要做道德審判，無論是對賈瑞、賈璉還是薛蟠。我越來越走向莊子的思想，在悟其中的道，也覺得自己越來越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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