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時候，對這些防艾的工作人員，都充滿敬仰。中國健康教育某研究所給我一個辦公桌，可不許可我在他們的食堂用餐，這個事給我的刺激很大。”

　　就業歧視、就學歧視、醫療歧視甚至家庭歧視……艾滋病發現至今的30余年，人們對艾滋病的了解也越來越多，但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生存環境依然十分嚴峻。面對艾滋病，我們的社會現在仍不夠寬容……這篇稿件，就是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HIV感染者，講述他們確診后最難過的一次“被歧視”遭遇。攝影：石光機責編：庹潤翔監制：聞道劉 特別鳴謝：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

　　“我總在想，我大聲地說出我是HIV感染者，大家都不害怕我，該多好！我多次試圖讓大家接受我可都失敗了。本來同事相處很好的，我就心想告訴他們我有愛滋病也照樣跟我很好，我就故意告訴他們，我想讓別人接受我！可結果是被解雇。經理找我談話說，同事們向經理反映說不愿意跟一個艾滋病人共事，他們要集體不來上班。經理說她也很為難，希望我能理解她。 當時經理還哭了， 所以我心軟了。”

　　艾滋病感染者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就業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同正常人一樣有勞動能力，也需要吃飯和生活，可社會上似乎并不愿意給予他們這樣的權利和機會。在我國就業歧視首先來自政府部門制定的公務員的錄用標準，《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把艾滋病抗體陽性者擋在了政府部門的大門外。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社會上能夠接受艾滋病感染者就業的各企業和單位很少見，即使有些法律賦予了艾滋病感染者某些就業的權利，當這些感染者的隱私被公開后，企業還是會以各種其他理由辭退艾滋病感染者。

　　“畢業時我去一個中學試講政治課，等我講完學生都鼓掌。教學主任就拍板，就是你了，后面都不用講了，我們不聽了。校長還要求我寫個保證書，保證畢業后來他們學校。這樣我是我們班第一個解決工作的。后來查出來之后，我也沒有把就業協議送出去。當時校長還給我打電話，說你怎么不來啊，我說不想去了。他說是不是你找到新的工作了，我說沒有。他就再把它們學校說的怎么怎么好，說得我又有點動心了。我就問，那你們學校體檢怎么說。校長說，我們是參照公務員體檢，我說那可能我不符合要求，校長啪就把電話掛了。那是我第一次找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找工作。”

　　“為了在運動中不給別人帶來意外感染的機會，我開始服藥。但是，這件事終究還是被人發現了。自己感染的消息在球隊里傳開后，隊友們有的說最近單位要加班，有的說自己身體狀況不好受傷啊等等，最后球隊不了了之。其實他們并沒有停下來，而是跟別的地方玩，我也覺得挺可怕的，覺得以后再也打不了球了……但是后來慢慢自己就想明白了，與其發火，不如試著去和別人和解，去嘗試著和整個世界和解，最重要的是要和自己和解……面對苦難，你可以選擇抱怨不止、歇斯底里，也可以選擇擦干眼淚、自強不息……即便感染了，我也得努力去做一個‘高逼格’的感染者，你說，對嗎？”

　　編者注：服藥后，體內病毒載量將變得非常非常低，將不會傳染給任何人。

　　“本少（少爺）就是疾控發函到學校泄密，班主任和系領導多次開大會通報我的‘光輝事跡’，被逼退學的。現在還記得回學校辦退學手續時，看到的滿黑板報全是關于艾滋病的宣傳內容以及大家不屑的表情，還有保衛科老師冷笑著問我‘你就是得艾滋病那個？’的那張嘴臉，落得至今無一紙文憑，只能在社會上瞎混，唉！”

　　就學歧視大多來自學校老師，其他學生家長所帶來的壓力，家長們會囑咐自己的孩子離感染艾滋病的孩子遠一點，艾滋病感染學生就被學校歧視而孤立，有人曾在大學生中做過一份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48.6%的大學生說自己和朋友們都害怕艾滋病，22.1%的大學生認為艾滋病感染者應該被隔離，文化層次比較高的大學生尚且如此。

　　“老師說，給你兩套方案，你選擇。第一是你出去休學，打拼兩年；第二套方案，叫你單獨住一個宿舍……現在獨占一間宿舍也挺好的，晾被子沒人和我搶陽臺。反正（我）不能死，也不會死，所以整天沉浸在負能量中毫無意義，說不定哪天奇跡就會出現呢，病毒污染了身體，但污染不了心靈。從小被苦難打磨慣了，（我）有時都有自虐心里，讓苦難來得更猛烈些吧，哈哈”

　　“當時醫院下達了我的病危通知，醫生說多則半個月，少則三五天。妻子偶爾來送飯，到之前會打電話說：我給你送飯來了，你上你的床，不許下來。（進來時）她戴著口罩，一次性手套，筷子都是一次性的。她進來把飯盒放桌子上說：吃完飯給我打電話，我來拿飯盒。”

　　艾滋病感染者除了要面對這些社會的主要歧視以外，還要面對社會上方方面面的歧視，甚至鄰里、親戚、家人。其實，最讓艾滋病感染者痛苦的是來自于家庭的“歧視”。社會上對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種種歧視態度會殃及其家庭，他們的家庭成員和他們一樣，也要背負其沉重的心理負擔。由此容易產生家庭不和，甚至導致家庭破裂。

　　“家里一來人，我兒子就說，媽你上那個屋呆著去吧。要按原來，家里來人我得迎出去。現在都不敢見人，不敢往人堆里湊。從130多斤瘦到80多斤，你看我這肚子大的啊，吃藥吃的，一說我都嫌寒磣。”

　　“我大閨女有個孩子，去年上我們家住著來，我就說抱抱吧。我媳婦不讓抱，說你洗手了嗎。我扭頭我就走了。隔輩人我也想疼啊。這個病查出來6年了，我一直在外頭住，跟媳婦分著。”

　　“我們家那口子也是艾滋病，臨死的時候高燒不退，腦袋疼，把那眼睛都給疼瞎了，臘月28人沒的。親戚朋友都來了，我燉了點粉條，弄點豬肉。親戚說是同情我們，不吃咱們家飯。其實就是怕吃我們家飯招上病，這我知道，喪事也沒辦成。”

　　感染者的身份往往都是通過疾控、醫院等檢測機構泄露的，這些現狀導致了容易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寧愿冒著感染的危險放棄治療也不愿意做艾滋病檢測，他們中很多人甚至認為，與其被艾滋病折磨致死，比被家人和社會拋棄要好的多。不管怎么說社會上對艾滋病的歧視是客觀存在的，而在我國艾滋病歧視現象還非常嚴重，人們對艾滋病人或者艾滋病感染者避之唯恐不及，引用我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話說，消除社會上對艾滋病的歧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