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查辦危害生態環境職務犯罪人數同比增近三倍，涉農職務犯罪逐年遞增

　　新快報訊 記者黃瓊 通訊員陳云飛 韋磊報道中山一個小小村官竟借地生財，瘋狂斂財7000余萬。昨日，廣東省檢察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全省檢察機關開展查辦與預防危害生態環境職務犯罪專項工作總體情況，以及從今年開始的涉農領域職務犯罪專項工作的部署情況。據統計，2013-2014年，廣東檢察機關共立查危害生態環境職務犯罪案件1105件1270人，人數同比上升291%。部分職務犯罪案件發生在農村救災、移民等專項款物領域。

　　據統計，2013-2014年，廣東檢察機關集中開展了為期兩年的查辦與預防危害生態環境職務犯罪專項工作，共立查危害生態環境職務犯罪案件1105件1270人，人數同比上升291%。其中，重特大案件510件，占比46.2%;要案90人（含廳局級7人），占比7.1%;貪污賄賂案件742人，占比58.4%;瀆職犯罪案件528人，占比41.6%。上述犯罪造成37人死亡，經濟損失約24.3億元，通過辦案挽回經濟損失近3億元。

　　廣東省檢察院反瀆局副局長張健介紹，專項工作堅持將林業、國土、水利、環保、農業、規劃建設等與生態環境維護和治理職能密切相關部門的人員作為查處重點，共立查林業部門142人，國土部門94人，水利部門80人，環保部門72人，農業部門63人，規劃建設部門37人。

　　張健介紹，近兩年來，全省涉農職務犯罪又有所抬頭，呈現出頻發、高發、逐年遞增，涉領域和人員較之前更為廣泛，危害后果更為嚴重。

　　張健舉例，2013年遭受強臺風“天兔”、“尤特”影響的汕尾陸豐市、肇慶市懷集縣、韶關樂昌市均發生了鎮村干部侵吞救災款、扶貧款事件。

　　典型案例

　　賣地斂財還挪用集體資金還賭債

　　新快報訊經查，1998年至2011年間，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宮花村辦公司原經理張連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伙同公司財務馬雪梅，在協助政府從事對宮花村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及管理土地征用補償費的過程中，共同侵吞宮花村國有土地或土地補償款共計人民幣7249余萬元。

　　同時，張連合、郭仲強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宮花村集體資金共計人民幣1131萬元用于歸還賭債。此外，2001年和2006年，被告人郭仲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取他人用于向宮花村購買土地的款項共計393萬元后占為己有，用于做生意和個人生活花費。

　　后經法院審定，張連合犯貪污罪和挪用資金罪，一審被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郭仲強犯貪污罪、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一審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九年;馬雪梅犯貪污罪，一審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張健表示，該案跨度時間較長，有十余年，主要是因為涉及土地的性質轉換等復雜流程。而張連合等人，假借轉讓土地，成功騙取政府文書后，又撕毀合同，最終將土地轉到各自掌控等公司，以此牟利。

　　【延伸閱讀】盤點廣州村官職務犯罪:征地和基建成貪腐重災區

　　王云濤/漫畫

　　檢察院梳理廣州村官犯案“地圖”，侵吞征地補償款、土地轉讓等是“重災區”

　　村官雖小，權力不小。有人為了廉價租售地塊，給村官送上3000萬元收買。近日，今年的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落下帷幕，番禺區檢察院對近年廣州村官職務犯罪案件進行盤點，梳理了村官犯案的主要“地圖”。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立案查處農村涉腐案件138件，占全市查處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30.5%，同比上升76.9%。

　　補償款成“唐僧肉”

　　關鍵詞

　　征地拆遷

　　隨著國家公路建設、城鎮化建設等項目的不斷推進，伴隨征地拆遷產生的巨額補償款，成為不法分子垂涎三尺的“唐僧肉”。總有人在補償款統計、發放、使用、管理等環節紛紛伸手，想方設法分一杯羹，從而引發大量職務犯罪行為，是村官職務犯罪的“重災區”。

　　首先是弄虛作假，騙取征地補償款。利用職務便利，在征地拆遷面積測量時故意虛報行賄人被征地面積或附作物，或虛構的宅基地使用證等獲得違章建筑產權證后，騙取征地拆遷補償款。

　　另外是公款私存，侵吞征地補償款。在征地補償款管理工作過程中，采取“公款私存，截留私分”的手段，將公款據為己有。例如某經濟聯合社黨支部委員黎某某，就是在管理某河道綜合整治工程征地補償款工作過程中，采取上述手段，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征地補償款130萬元。

　　而擅作主張，挪用征地補償款也是重點問題。某些村干部私自將村集體的公款挪作他用，有的甚至將補償款用于賭博等非法活動，或將土地征用補償款用于投資國債，委托證券公司進行買賣及回購業務，從中收受回扣等。

　　收好處費低價出租

　　關鍵詞

　　土地轉讓

　　各地鄉鎮不斷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建房、修路、建廠等基礎建設用地大幅增長，土地的出租、轉讓價格也成為村官生財的重要手腕。

　　一些村干部貪圖私利，通過設立各種獎金、虛列各種費用的形式，將村集體的資產轉到自己手中。而有的村干部違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改變出租土地的用途，指使承租人將原本規定用于經營種植、養殖業的土地轉租給他人另作非農業用途，好處費中飽私囊。

　　私自置換用地指標。比如，某村村委會主任黃某某接受他人請托協助辦理建設用地指標置換，私自以該村名義辦理該村建設用地指標無償置換給同鎮另一條村的相關手續，從而多次收受請托人賄送的好處費共計35萬元。

　　也有村干部收受好處費后，低價出租、轉讓農村集體土地，損集體肥私人。如某村村委貪污受賄窩案中，涉案村干部收受3000余萬元賄賂后，以遠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向開發商轉讓合作開發項目的股權，并擅自將開發商的股權大幅提高，還將合作開發的位于廣州繁華地段的集體物業長期以極低價格出租給開發商，將地下停車場物業無償轉讓給開發商，導致村集體利益嚴重受損。

　　受賄安排項目工程

　　關鍵詞

　　基建工程

　　借新農村“三舊”改造工程建設，有些村官在其中大撈特撈，并在油水中滑倒。村官們由于在村內工程建設領域有著絕對的話語權，且缺乏有效監督，導致在建筑工程發包、填土方工程管理、工程款項結算、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建設等環節腐敗高發。建筑方往往為了承攬工程項目、順利通過項目驗收、快捷獲取工程款，向村官賄送巨額款項。

　　又比如，某村“兩委”黎某某等四人共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與廣東某房地產有限公司商談該村“三舊”改造項目合作事宜的過程中，收受房地產公司委托的中間人黃某所送的好處費50萬元。

　　幫住戶“擺平”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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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庇違建

　　農村事務繁多，權力尋租機會多、空間廣，有的村官是雁過拔毛，不放過任何一個“揾食”的機會，包庇違建謀私利便是其一。某村黨支部書記馮某某、村委會主任何某某利用職務便利，出租村土地給他人違章興建工業廠房，并在國土、綜合執法部門對該違章建筑要求清拆和復綠的過程中，對承租人給予關照并為之謀取利益，從中多次收受承租人賄送款項共37萬元。

　　對于“救命錢”他們也不放過。最低生活保障金、殘疾人專項補助金、慰問金等救濟款物的管理和發放，本是村干部的職責所在。然而，現實中有的村官竟昧著良心將這些“救命錢”據為己有。比如某村村委委員廖某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負責代政府發放本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慰問金等救濟款的過程中，多次挪用社會救濟款2萬多元歸個人使用。

　　（原標題：職務犯罪案 “芝麻官”占三成）

　　【延伸閱讀】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億 7起與土地、拆遷有關

　　今年2月26日，網曝“坐擁20億資產”的深圳龍崗南聯村官周偉思（前右）在深圳市中級法院受審。新華社發

　　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億

　　“千萬級”貪腐村官多來自江浙粵等地，7起與土地、拆遷有關

　　近日，北京市紀委對農村基層“小官巨腐”展開專項整治。此前，中央第二巡視組指出，北京市鄉村干部腐敗問題凸顯，“小官巨腐”問題嚴重。

　　近年來，各地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因舊城改造、新農村建設以及征地補償衍生出多位“千萬級村官”。

　　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村官違紀違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千萬的案件有12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

　　統計發現，“千萬級村官”大多來自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北京等經濟較發達地區。12起案件中，與土地、拆遷相關的有7起，其他案件則涉及安置房、貪污集體資金、國家農資補貼等領域腐敗。

　　新京報記者 李丹丹 實習生 楊雨奇 趙歡

　　土地轉讓，村官是“土地爺”

　　土地補償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會作主，貪腐與土地利益關聯性極強。

　　在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撰寫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中，村干部位列五大高危官員群體之首。書中介紹，在村官的形象危機中，貪腐問題最為突出，其中一個廣泛的共性便是與土地利益的關聯性極強。

　　一直以來，我國土地征收“剪刀差”問題突出，與補償相關的征地制度改革也被認為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難題之一，然而目前我國仍沒有征地補償的專門法律，利用制度漏洞貪腐的案例時有發生。

　　去年7月底，浙江溫州市永嘉縣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10名村官瓜分價值18億元的316套安置房案，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村級官員集體貪污的第一大案。

　　而從2012年底被爆料的“20億村官”周偉思案一直受到廣泛關注，身為深圳龍崗街道南聯社區村委主任的周偉思涉嫌在當地舊城改造項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萬的巨額賄賂。

　　再比如，去年海南省高院審理了一起村官侵占征地補償款的案件，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海口市石山鎮榮堂村民小組和玉庫村民小組多位村干部騙村民簽字，侵吞了征地補償款高達1300萬。

　　北京師范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對新京報記者透露，村官在征地過程中進行貪腐，隱蔽性比較強。“征地過程中，國家往往都是通過與村干部來談判征地條件的。如果村干部通過做手腳的方式隱瞞某些條件，或故意曲解某些條件的話，普通村民實際上就不可能知道真實的征地條件是什么。”

　　有學者曾提出，由于在農村集體土地出租、轉讓中，租賃費的多少、土地補償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會作主，村干部就是“土地爺”。

　　與此相伴隨的則是，征地補償款被挪用或截留后，失地農民時常會為了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多次上訪。去年11月28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張恩璽表示，農村土地征用成為信訪的主要問題。

　　“二傳手”截留國家惠農補貼

　　虛報冒領、騙取危房改造補貼款、截留扶貧資金、貪污糧食補貼等涉農腐敗案多發。

　　由于村官掌握國家惠農補貼等各項資金的發放權，其功能類似于“二傳手”。新京報記者發現，各地紀委通報的基層違紀行為中，村官貪腐的另一重要對象是國家的各類補貼資金。

　　以青海省為例，今年以來青海省紀委與西寧市紀委共通報了12起基層干部違紀典型案例。其中，騙取國家補貼的案例有9起。

　　梳理全國各地紀委通報的村官違紀案例中，虛報冒領、騙取危房改造補貼款、截留扶貧資金、貪污糧食補貼等涉農腐敗較為多發。此種類型的貪腐數額相差非常大，而貪腐的渠道也多樣。

　　今年6月5日，山東省濰坊市紀委通報某村黨支部書記兼村主任馮良禹，與他人合伙虛報騙取母豬補貼1800元、挪用村民低保補助金1300元、虛報冒領小麥直補款1816.05元。

　　由于對農村賬目缺乏審計程序，套取國家惠農資金的行為屢屢發生。去年年底，山西省晉城市紀委通報澤州縣高都鎮大興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主任原海軍套取國家糧食直補款逾15萬。

　　此外，在紀委通報中，多地村干部存在“強攬工程、違規發包工程”的行為。

　　今年6月底，《湖北日報》報道，大冶市查辦了羅橋街道辦事處港湖村原支部書記、主任劉某通過強攬工程、違規處置村集體資產等手段非法斂財達1300余萬元案。

　　據安徽省某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村主任對新京報記者介紹，在當地，村官成立公司在幕后操作包攬工程的情況已不是新鮮事。他介紹，由于當地煤炭資源豐富，涉礦村莊的潛在利益刺激了“賄選”的產生。

　　“想要開礦，就需要通過村官與村民協調。村官因此可以獲得所謂的‘協調費’。此外，一些村官自己開公司，向開礦的要工程，要項目。”

　　農村的財務誰來監督？據上述村主任介紹，目前對農村財務的監督主要是鄉鎮的農經站，是縣農委的下屬機構。此外就是村里的村民監督委員會。“村民監督委員會就是個空架子，監督人員一年拿到國家幾百塊的補貼，起不到什么作用”。

　　在這位基層村官看來，“村官出現違紀的行為，有人舉報紀委才會查，一般不會主動檢查。”

　　多地出臺文件治理村官腐敗

　　專家稱，目前遭遇的困境是，農村外部監督缺失，內部監督力度也很弱。

　　近日，北京啟動的“小官巨腐”專項整治，將矛頭直指征地拆遷中侵害群眾利益、違法用地和違法建設、農村“三資”管理、涉農資金管理腐敗、農村工程建設腐敗等八個方面的問題。

　　類似的治理也在全國多地可循蹤影。

　　為了治理貪腐村官外逃的現象，廣州市紀委于2013年出臺了《關于加強和規范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出國（境）管理意見》，將全市2014名村干部納入公安機關出國（境）登記備案范圍統一管理。

　　新京報記者據公開報道不完全統計，自去年以來，包括省市縣在內的15個地方已經出臺了治理村官腐敗的相關文件。

　　這些文件中普遍針對的問題包括強占征地補償安置款、挪用農民補貼資金、揮霍集體財產、向農民亂收費等行為。

　　貴州大方縣高店鄉，為避免村官“任人唯親”，在治貪文件中提出“建立干部親屬信息檔案”，對全鄉現任村干部的配偶、直系親屬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親屬進行信息采集，實行一村一檔、一人一袋納入管理。

　　然而對于地方出臺的各種治理政策，胡必亮認為，對于治理農村腐敗，來自外部的約束是有限的。“村里的事務大多屬于自治性質的，只有是來自內部的約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因此要逐步形成自我約束的良好機制。”

　　胡必亮表示，目前遭遇的困境是，農村外部監督缺失，內部監督力度也很弱。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翁鳴曾于2008年至2013年6月期間，在河北省青縣掛職縣委副書記。據他介紹，全縣有345個村，縣、鄉紀委幾乎沒有精力去一個個監察村干部違紀情況的。

　　“很多地方在形式上設立了村民監督委員會，但起到的作用很小。”胡必亮分析，這一方面與我國目前農村的管理體制有關，黨組織在農村的主導作用十分明顯，如果村黨組織的負責人不自律，實際上就很難形成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農村也收到許多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如家族制度，如果村里的主要負責人來自大家族，一般情況下村民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也形成不了有效的監督。

　　在胡必亮看來，村務公開雖推行多年，但在許多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往往只是“流于形式”，農村的財務管理在不少地方也不太規范。“如果村里的會計是村干部本家族的人，或是由其親戚朋友擔任，往往就是村干部說了算，讓怎么記賬，就怎么記。”

　　翁鳴則認為，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已然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農村的權力架構設置要調整。目前大多數農村仍是支部書記一個人說了算。這還是行政化、命令式的領導。”與此同時，被賦予監督權力的村民會議在現實中難以實現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在翁鳴看來，目前我國許多農村治理沿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一元化的領導模式，而未來村治結構需要增加民主的元素，創新民主治理的機制。“村官說了算，這種不受監督是違背民主和違反村民自治的。”

　　【延伸閱讀】云南一村官遭村民聯名舉報 有關部門已展開實地核查

　　圖為云南香格里拉縣虎跳峽鎮史跨迪村小組村民聯名在網絡上舉報該村小組長雀坤華違紀違法　和曉瑩　攝

　　中新網昆明11月4日（和曉瑩）日前，云南香格里拉縣虎跳峽鎮史跨迪村小組村民聯名在網絡上舉報該村小組長雀坤華違紀違法。4日，該縣宣傳部門對此事作出回應稱，目前當地有關部門已成立調查組，對此事展開實地核查。

　　近日，香格里拉縣虎跳峽鎮史跨迪村部分村民聯名在天涯發帖舉報稱，該村黨支部書記、小組長雀坤華通過非法手段連任，國家扶貧項目巨額項目補貼去向不明，組織社會人員以武力、罰款等手段威逼群眾無償參加各種工程施工，私吞村民低保等國家惠農資金等問題。

　　此外，帖子中還詳細列出了雀坤華在任職期間強迫村民為公務人員免費勞動工、強占優質農田、涉嫌指使幫兇堵路、非法代填選民選票等違法亂紀事件。

　　事件發生后，香格里拉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于11月1日派出由縣紀委、監察局、政法委、組織部、檢察院、公安局、審計局等多部門組成的調查組進行實地核查。

　　記者了解到，今年8月份還有媒體以“2014尋找最美村官候選人：雀坤華”為題，報道了雀坤華作為領頭羊，為了給村里建設活動場所，拆了自己的住房，砍了自家核桃樹，并扛下用于集體發展的貸、借款200多萬元，帶領貧困山村史跨迪村變成致富村的先進事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