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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糾紛”被判為“刑事案件” 男子含冤入獄多年

海口網　http://www.taikongsh.cn　時間：2015-02-06 07:45

　　趙世金坐在公司的辦公室里。本報記者王磊/攝

　　趙世金所收到的7份判決書。本報記者王磊/攝

　　法院宣判無罪過去了40多天，坐在工廠辦公室里的趙世金看起來很平靜。

　　趙世金今年55歲，染著一頭黑得“失真”的黑發。當年他進看守所不到半月，頭發全白，刑滿釋放后，堅持染發，從不讓一根白發露出來。這仿佛是為了遮蓋掉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不過，那份屈辱無法從他的記憶中抹掉。“直到現在，還經常做夢，他們又來逮我了。”趙世金如今在哥哥趙世來的企業里從事管理工作。在這家有著2000多名員工的生產型企業里，身為副總經理的他免不了要在大大小小的會上發言，可是經常會“斷片兒”，“說著說著，腦海中就會閃過那些事情，腿就開始打軟，最后癱坐在椅子上……”

　　原本是一場普通的民事糾紛，卻“升格”為刑事案件，當初事業正處在上升期的趙世金含冤入獄，多年來的經營化為烏有。2008年7月29日，本報的一篇報道《一起離奇判決的背后》，將這起錯案暴露在公共視野中。時隔6年，正義獲得了伸張，錯案終被糾正。

　　“詐騙”緣何而來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趙世金對面的墻上掛著這幅字。

　　像大多數蒙冤者一樣，研習法律是他們在高墻內的精神支柱，直到今天，他的辦公桌上還擱著一本700多頁的《刑法學》，“詐騙罪的要件”的內容被他用筆劃出了道道橫線。“說我合同詐騙，可這書上列舉的7個要件，我一個都夠不上。”趙世金說，“最荒唐的是，說我詐騙，居然找不到受害人。”

“詐騙”究竟緣何而來？

　　2004年，因為看中了洗浴業的前景，趙世金在安徽滁州市區租賃房屋，與房主合伙開辦一家名為“圣凱龍”的浴場。趙世金以房主的房產作為抵押，在安徽全椒縣信用聯社先后貸款300萬元、100萬元，用以解決裝修改造資金問題。

　　經營浴場期間，他和一個叫張正根的下崗職工合伙承包了全椒縣馬廠林場的兩處山林，共計628畝。為此，趙世金向全椒縣信用聯社又貸款180萬元，全椒縣信用聯社將該款直接匯入了馬廠林場的賬戶，作為購樹款。

　　“辦理這筆180萬元貸款的時候，手續上的確出現了‘瑕疵’，但這不構成犯罪，更不是什么‘貸款詐騙’。”趙世金說。

　　直到后來，滁州市中院二審才認定，趙世金在辦理貸款的過程中，雖使用了偽造的貸款承諾書獲取了金融機構的貸款，但其按合同約定用于正常的經營活動，其間歸還了部分貸款本金及利息，不能查證趙世金非法占用貸款之目的，故“貸款詐騙”不成立。

　　“貸款詐騙”的罪名被否定了，但這次判決還是認定趙世金的行為構成了“合同詐騙”。

　　趙世金將共計628畝的兩處山林賣給了江蘇溧陽的一家公司，并簽訂了買賣協議，后來，在張正根與王培成（張正根的朋友）的要求下，又將該批樹木賣給了他們，并收取了王培成75萬元的樹款。

　　“一物二賣”是常見的民事糾紛，尤其在房產交易市場，“一房二賣”屢屢發生，但是趙世金卻因“一樹二賣”，被認定為“合同詐騙”。

　　直到2014年12月滁州市中院開庭再審，才認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趙世金客觀上對張正根與王培成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行為，亦不足以證明趙世金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判認定趙世金犯合同詐騙罪不當，應予糾正”。

　　證據沒有新進展，判決反反復復

　　2014年12月24日，趙世金只身一人前往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午兩點半，在該院信訪接待室，法官向他宣讀了滁州市中院再審的判決，原審上訴人趙世金無罪。

　　這是趙世金收到的第7份判決書，終于還了他的清白。8年來，“貸款詐騙”、“合同詐騙”這兩項罪名就像兩副鐐銬，讓他始終走不出“有罪”的陰影。

　　2007年11月13日，定遠縣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趙世金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5萬元；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5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10萬元。

　　趙世金提起上訴，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8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定遠縣人民法院經重審，于2008年8月29日作出判決，認定趙世金不構成貸款詐騙罪，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3萬元。

　　趙世金再次提起上訴，定遠縣人民檢察院也提起抗訴。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6日作出判決，認定趙世金不構成合同詐騙罪，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并處罰金3萬元，并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按核準程序審理后，于2009年11月23日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后，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判決，認定請求人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并處罰金兩萬元。

　　據趙世金的代理律師毛立新分析，在沒有發現新的證據的前提下，該案的刑期由15年降至5年，又升至6年，再降至3年半。“而這期間，‘合同詐騙’的罪名先后被否定，再拾起，最終才被否定，如此反反復復，不僅無法體現出司法的公正，也讓司法的威嚴受到損害。”

　　“尤其是滁州中院，自己曾在判決中否定了合同詐騙罪，后來重審時又撿起來，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在毛立新看來，“法院如此判決，等于自己打了自己的臉，之所以這么做，可能也是無奈之舉”。

　　2010年9月2日，趙世金刑滿釋放。“剛出來，精神已經崩潰，需要一個調整期。”2012年7月，他決定向滁州市中院申訴，半年內沒有回應。此后，他多次通過寫信和上訪的形式，向省高院、最高院申訴。

　　“滁州市中院沒有明確地說不能受理，但也沒有書面意見，只是說要等等，也許是在等待大環境的改變。”毛立新說，“原本我們沒有寄希望于滁州市中院，因為自己啟動再審很難，但是他們終于邁出了這一步。”

　　經過長達兩年的漫長等待，2014年7月，趙世金收到了滁州市中院再審的通知。

　　2014年11月12日，滁州市中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這場公開審判，沒有讓毛立新感到多大的壓力。“既然自己啟動了再審，宣判無罪的把握肯定比較大。”最終，趙世金宣告無罪。

　　這一天，趙世金等得太久了。

　　“是案情太過復雜嗎？是法官不夠專業，水平不高嗎？為什么這個案子當初審理了3年半，7年之后才為我平反？”除了這一串疑問，趙世金提出質疑，如此普通的一個案件，牽涉到三級法院，各級辦案人員來回往滁州、全椒、鳳陽等地調查了多次，其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司法成本的嚴重浪費，“而這些損失，究竟誰來買單？”

　　錯案背后，是行政干預的影子

　　71歲的吳庭美曾經擔任滁州市政法委書記，后來擔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當年在人大工作期間，他一直在關注此案的進展。

　　“這輩子，我其他本事沒有，主持公道這樣的事情，我還是能做的。”剛剛接觸此案時，吳庭美曾這樣向趙世金的家屬表態。不過后來他發現，自己要在這個案子上主持公道“真的很難”。此后，他多次與當地公安、法院等部門的主要領導進行溝通，但是無功而返。

　　“一個錯案的形成，不是哪一個人或者某個部門造成的，它牽涉到整個‘公檢法’的辦案過程。”據吳庭美回憶，最初他曾向滁州市公安局的主要領導詢問，為何要抓趙世金？對方回答：“先是聚眾賭博，后來又是涉黑。”

　　“聽到涉黑二字，我就不好再多問了，只能說，那就依法辦理吧。”吳庭美說，后來事實證明，趙世金與這兩樁事情沒有絲毫關聯，“這些罪名，都是莫須有的”。

　　據了解，當年趙世金是被滁州市公安局“8·29”專案組從河北石家莊帶走的。“當時他們開了兩輛車來到石家莊，并且告訴我是打黑專案組的。”趙世金說。

　　該專案組的一份詢問筆錄顯示，2007年2月13日，一位姓談的女性向專案組報案，舉報趙世金詐騙，該舉報人正是趙世金經營的圣凱龍浴場的合伙人。

　　最讓人不解的是，負責問詢的辦案人員在筆錄的最后備注：“注：談某某拒絕在筆錄上簽名。”

　　中國青年報記者還發現，滁州市公安局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中，立案時間同樣為“2007年2月13日，“案件來源”為“偵查發現”，不過，究竟辦案人員是如何發現趙世金“犯罪”行為的，表中并未說明。

　　“也就是說，舉報人連字都不愿簽，就憑著這樣不明不白的舉報，公安部門沒有深入調查，當天就作出了立案的決定。”趙世金說，“一開始說我涉黑，后來又說我詐騙，從立案和抓人的程序上看，這也太草率了。”

　　“如果沒有上級領導打招呼，相關部門應該不會這樣辦案的。”吳庭美認為，“對于這個部門的主要領導而言，這么做也等于在冒險，由此可見，上面的壓力有多大”。

　　“就拿滁州市中院來說，這個案子，他們并非不重視，只是很無奈。”他說。

　　據了解，2008年4月，滁州市中院在定遠縣開庭期間，中院審判委員會的11名委員除1人值班外，全部到庭，吳庭美也受邀旁聽。“這是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在他看來，滁州市中院之所這么做，“就是希望，用集體的力量抵抗住外來的壓力，平掉這個案子”。

　　結果事與愿違。“當時了解到，審判委員一致認為這是個錯案，可是判決下來的時候，還是發回重審，大家都很失望。”吳庭美堅信，“如果當年滁州市中院堅持獨立審判的話，一定能夠守著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線”。

　　“盡管法院作出這樣的判決，但是法官們還在堅守自己的良知。”趙世金透露，2011年，當時一位滁州市中院的領導還曾讓帶信給他，鼓勵他繼續申訴。

　　“中院能再審，并宣判我無罪，我還是真心感謝他們。”趙世金說。

　　對于趙世金案，滁州市中院拒絕了記者的采訪。1月15日，該院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這個案件已經結束了，判決書上已經寫得很詳細了，能夠公開的信息全都在上面了。”

　　誰該對錯案負責

　　“究竟是誰要這樣整我們？”趙世金被羈押，趙世來為了弟弟的案子四處奔走，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究竟什么人在背后操縱這起案件。

　　“2008年6月13日下午4點，他找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后，真相終于大白了。”據趙世來回憶，找他談的人是當時的一位滁州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他把趙世來叫到辦公室。

　　趙世來說：“談話中，他告訴我，談某某舉報到他這里來了。他說，趙世金是有罪的。他還要我讓趙世金在看守所里舉報另外兩個人，其中一人是滁州市的另外一位領導。”

　　“市里主要領導直接出面干預了，這讓我感到絕望，也感到震驚。”盡管趙世來是安徽省人大代表，但是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他也無能為力，“談過話后，我有半個月睡不著覺，夜里眼淚經常弄濕枕頭。”

　　不僅是趙世來，不少滁州當地的官員也都感受到了這位市領導對此案的“關注度”很高。

　　“趙世金有沒有罪，這是法院的事情，領導直接過問，讓人匪夷所思。”據滁州市的一位官員回憶，當年在滁州市市直部門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這位領導在會上居然大發雷霆地說，趙世金有罪,“很多縣里來參會的領導，聽得一頭霧水”。

　　“至少從這次談話的內容中可以推斷，趙世金的案子與談某某的舉報有關，而這位市領導顯然在為她說話。”趙世來分析。

　　不過，談某某為何要舉報自己的合作伙伴呢？這又牽涉到一起民事糾紛。

　　“她這么做，是在報復我，也是為了侵吞我的投資。”趙世金介紹，當年自己租賃了談某某尚未完工的建筑，建設裝修之后開浴場。浴場經營一段時間后，雙方產生了糾紛，隨后打起了官司，法院宣判解除了雙方的合同。隨后，為了討回自己的投資，趙世金與對方又打了官司。

　　“就這個節骨眼上，我就被抓了。”趙世金表示，“結果，我在浴場的幾百萬元投資和借給談某某的165萬元，直到今天一分錢也沒有收回來。”

　　記者在滁州市會峰路看到，當年的浴場已經拆遷，平整過的土地已經挖了地基，這里正建一座商城。“當年我買的變壓器、空調、床統統沒有了，政府把這些設施全都賠付給了談某某。”趙世金說。

　　面對這片空蕩蕩的土地，趙世金仿佛成了一個局外人。

　　對趙世金來說，損失遠不止浴場的投資。2006年7月，他在河北晉州市投資創辦了“石家莊金星保溫瓶有限公司”，投資規模超過1000萬元，工人有六七百人，投產后效益非常好。2007年3月3日，因為趙世金突然被抓，公司遭遇滅頂之災，隨后倒閉。據他介紹，“個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余萬元，至今還背負著幾百萬元的債務”。

　　不過對趙世金來說，眼前最急迫的事，不是去索賠當初在浴場的投資，即便在申請國家賠償時，他也是爽快地接受了法院提出的29.1萬元的賠償金額。

　　“我要為自己討一個公道，既然宣判我無罪了，就應當追究錯案的責任。”讓趙世金看到希望的是，就在自己現在生活的地方—安徽蚌埠，“于英生殺妻案”有了最新的進展，于英生被判無罪后，真兇伏法，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啟動錯案責任調查程序，成立了由院長任組長的調查組。

　　“我相信，只要從調查相關辦案人員入手，就可以倒查出案件背后那些干預司法的人。”趙世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