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訴人張帆提出的“衣服上的血是自己的，鑒定不合法，要求重新鑒定”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在案的證據充分表明，偵查機關在案發后隨即對張帆等人作案時所穿衣物依法進行了提取，并及時委托鑒定機構進行了鑒定。提取、委托、鑒定過程均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另外，不但在張帆的衣服上，而且在她的鞋子上也檢出了被害人吳碩艷的DNA.張帆僅憑猜測懷疑鑒定不合法，不應予以采信。

　　（六）上訴人張立冬提出的“對于故意殺人罪量刑畸重”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張立冬本人在作案過程中積極響應張帆的指使，持拖把猛擊被害人頭部直至拖把斷裂，又將被害人從桌椅間拖出，猛力踹踏被害人頭部，系犯罪行為的主要實施者，且犯罪意志極其堅決，犯罪手段極其殘忍，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應當依法嚴懲，一審判處其死刑量刑并無不當。

　　（七）上訴人呂迎春提出的“名下財物沒有用于任何傳教活動，不應予以沒收”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呂迎春自稱，其名下財物的來源包括兩部分：（1）2014年之前的，是呂迎春為張帆治療抑郁癥的報酬。但不容否認的是，呂迎春所謂“治療”，恰恰是向張帆灌輸“全能神”邪教思想，帶來的后果是張帆成為了一名狂熱的全能神教徒，所謂的“報酬”正是其進行邪教活動的見證；（2）2014年之后的，是張立冬、陳秀娟賠償其的精神損失費。一方面，根據張立冬供述和陳秀娟證言，這部分錢財是奉獻給“全能神”教會的，因呂迎春是所謂的“長子”，故存于呂迎春名下，呂迎春本人在偵查階段對此亦供認不諱，因此，這部分錢財的流轉過程本身，就是“全能神”邪教組織活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所謂張立冬、陳秀娟夫婦多次欺騙呂迎春，這些錢財是賠償她的精神損失費，僅是呂迎春為巧取并占有他人錢財的一面之詞，沒有證據支持，不應予以采信。

　　（八）上訴人張航提出的“參與毆打的時間與事實不符；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較小，能夠悔罪并愿賠償被害人家屬，應酌情減輕處罰”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一審判決認定的犯罪過程，是綜合分析全案證據的結果，在共同犯罪中，各行為人的行為雖然不同，但指向是明確的。張航自稱的當時“掐被害人胳膊”，就是參與圍攻被害人的具體行為之一。其次，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對共同犯罪，每一名共同犯罪人均應對造成的犯罪后果承擔責任。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區分各人的地位和作用，分別判處相應的刑罰。具體到本案，相對于張帆、張立冬、呂迎春等人，張航的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較小，能夠悔罪，一審判決已經對此進行了認定并予以了從輕處罰，完全符合我國刑法關于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要求，不宜再以此為由進一步減輕處罰。

　　（九）上訴人張巧聯提出的“一審判決量刑畸重，未充分體現上訴人涉案情節明顯較輕，沒有殺死被害人的主觀故意，主觀惡性小，認罪悔罪態度好，人身危險性小等從輕處罰情節和從犯地位”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張巧聯辯解“沒有殺死被害人的主觀故意”，但其在參與毆打被害人吳碩艷之時，張帆等人不僅在語言上明確要求將被害人殺死，而且在行動上已經付諸實施，張巧聯在此時參與進去，客觀上與其他上訴人共同實施了殺人行為，主觀上亦與其他上訴人形成了共同的殺人故意。

　　其次，對于張巧聯涉案情節較輕，主觀惡性小，認罪悔罪態度好，人身危險性小等從輕處罰情節和從犯的地位，一審判決均已認定并對其在法定刑以下進行了減輕處罰，完全符合我國刑法關于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要求，不宜再以此為由進一步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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