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的領獎臺上，馬軍的發言引得兩次全場起立鼓掌。

昨日下午，蔚藍地圖的實時數據。微信截圖

　　馬軍民間公益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今年4月17日，關注全球問題的“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頒獎典禮在英國牛津舉行，來自中國的馬軍成為四位獲獎者之一，他也成為該獎歷史上第一個中國人。

　　對話動機

　　過去的9年，馬軍和他的團隊專注于一件事——將污染信息公之于眾。

　　他認識到信息公開的重要性，也意識到治理環境污染必須全民參與，為此，他創立了蔚藍地圖APP，以最便于公眾獲取信息的方式，引導大家用手機監督、促進環保。

　　這種創新方式讓很多外國友人耳目一新，更讓他們看到了中國民眾和政府對環保的重視與日俱增。

　　但馬軍擔心，這種新穎的監督方式，可能讓基層政府部門不適應，甚至抵觸。

　　獲獎

　　“全場兩次起立為我鼓掌”

　　新京報：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感覺意外嗎？

　　馬軍：今年3月初，一位致力于公益事業的外國友人找到我，告訴我獲得了這個獎，我很吃驚，當他說我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的中國人時，我就更意外了。

　　新京報：這個獎之前是你申報的？

　　馬軍：這個獎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一年前我們申報了這個獎。評審組織開始對我做的工作逐步了解，包括與我有關系的NGO伙伴、環保部門和企業。

　　新京報：另外三個獲獎者是什么身份？

　　馬軍：都是致力于公益方面的創業者。兩位是印度人，一個是做女童教育的，一個是做農民土地工作的；還有一位英國人，在非洲從事海洋的保護。都是通過創新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新京報：在英國牛津領獎那天，你最難忘的事是什么？

　　馬軍：頒獎時，我有一個3分鐘的演講，我記得，全場兩次起立為我鼓掌。第一次是當我談到“現在環保方面的監測數據大規模地實時公開，體現了中國向污染宣戰的政治決心”時。第二次是音樂聲響起，演講時間到了。

　　新京報：你認為是什么讓與會者全場起立為你鼓掌？

　　馬軍：很多時候，比如環保，國外往往聽到的是關于中國的負面聲音。但當他們知道中國公民環保意識在提升，政府信息逐步公開，政府與民眾之間通過微博等形成深度互動、促使環境改善時，他們感到驚訝，并且受到鼓舞。

　　創新

　　手機可監控9000多個污染企業

　　新京報：“蔚藍地圖”APP公益項目是你獲獎的原因之一，它有哪些特別之處？

　　馬軍：它目前能提供全國38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河流水質信息，還對哪些企業排污，排放了什么污染源等一目了然。目前，該APP的下載量超過三百萬人次。通過公眾使用，以“互聯網+環保”的方式，形成民眾與政府部門及污染企業的良性互動，促使環保問題的解決、好轉。

　　新京報：互聯網+環保，具體怎么互動？

　　馬軍：公眾下載APP后，會看到自己所在城市的環境情況，了解到什么企業在污染環境，他們會把污染信息截圖，通過微博等舉報給環保部門。目前比較活躍的是山東、浙江、北京等省市。尤其是山東，它們各級環保部門都有官微。很多網友發現污染情況直接@官微舉報。

　　新京報：污染企業和排放污染源這些信息是從哪來？

　　馬軍：環保部門的官網提供的自行監測信息發布平臺。

　　新京報：目前這個APP監控到了多少排污企業？

　　馬軍：全國企業加起來有9000多個。已有近2000家企業采取措施凈化生產。通過這個APP的推動，超過400家企業針對自身污染情況作出解釋，多數還開始限期整頓。

　　新京報：作為公益項目，資金來源是哪兒？

　　馬軍：主要是國內基金會的支持。比如阿拉善SEE基金會、阿里巴巴基金會等。去年，我們與阿拉善SEE有戰略協議，五年時間，阿拉善將支持我們2000萬元。

　　問題

　　部分環保部門有抵觸情緒

　　新京報：當初為什么會想到開發一個污染地圖數據庫？

　　馬軍：我在20年前就關注環保，已形成一個堅定的認識，那就是，污染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有公眾的廣泛參與，公眾參與的前提是信息公開。2006年，我發起成立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公益機構，通過環保部門公開的信息，結合電子地圖，讓公眾更容易理解和監督。

　　新京報：這個APP里，民眾和政府部門的有效互動在全國普遍嗎？

　　馬軍：不夠普遍。部分地方環保部門有抵觸情緒。他們不愿意在微博上與網民互動，會說環保部門人力有限、污染企業數量龐大、地區情況復雜，給他們找了麻煩等等。

　　新京報：針對這些抱怨或不配合，你怎么看？

　　馬軍：總體來說，政府部門還是比較積極的，特別是更高層面，國家環保部也認識到公眾參與解決環保問題的重要性。我認為，形成互動之后，公眾不會把矛頭指向環保部門，我們共同的敵人不是企業，不是政府部門，而是污染本身。

　　新京報：蔚藍地圖呈現的空氣、水質污染等數據來自官方，如何保證數據真實？

　　馬軍：關于(官方)數據的真實性，外界一直有質疑。監測中我們也注意到，有些數據與現實情況存在明顯差異，我們正對這些數據做進一步研究，并向當地環保部門了解，數據為什么嚴重失真。

　　新京報：當發現政府部門的公開數據嚴重失真時，你們會在APP上怎么做？

　　馬軍：有些因技術問題導致失真，針對一些不在正常范圍內的數據，我們會設置一些門檻。將嚴重與事實不符的數據屏蔽掉，然后反饋給環保部門，得以確認。

　　期待

　　新京報：以你總體的感覺，近十年來，我國的空氣質量和河流水質的變化是怎樣的？變好了還是變壞了？

　　馬軍：現在不能簡單地說好了還是壞了。比如空氣污染，大顆粒物減少了，但對健康影響更大的細顆粒物凸顯出來了。我們從燃煤型污染，變成了汽車尾氣加燃煤復合型污染。我比較認可環保部門的說法：水、空氣等環境問題“局部有所改善”，比如淮河，沒有以前污染得嚴重，但是仍舊是污染，“整體還很嚴重，一些地區還在惡化。”

　　新京報：投身環保20年，公眾對于環保的意識、關注、重視，在你看來有哪些變化？

　　馬軍：公眾對環保的態度變化很明顯。比如十年前，不少人會說中國還很窮，先發展，再說環保的事，但這幾年，公眾的環保意識逐步增強。2007年太湖藍藻爆發的時候，當地人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只想要一杯干凈的太湖水。”

　　新京報：投身環保20年，讓你最驕傲和最難過的事情是什么？

　　馬軍：最驕傲的事情是，有幾次站在曾經被污染的河流湖泊旁，原以為可能幾代人都得繼續在這被污染的水源邊生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排污企業購置了設備來處理污水。后來水質變好了，水清了。

　　最難過的是，全國投入那么多的人力財力去治污，但環保的拐點仍沒有到來。我們看到很多生態系統的保護，失敗的例子多于成功的例子，一次次經受這樣的失敗。

　　新京報：在你看來，環保的拐點是什么？

　　馬軍：我所認為的拐點是，我們的空氣質量，水、土壤等質量有明顯改善。目前最關鍵的三大環境要素，沒有一個明顯改善。

　　新京報：你對環保部門有什么建議？

　　馬軍：全國投入數以億計的資金治理環境，不少投入用到技術環節。我認為，遏制污染最好的辦法不一定是技術，而是機制，如果創立一種讓企業、公眾及主管部門自我監督、主動參與、積極治理的機制，環境問題將得到改善。

　　新京報：你最想對排污企業、對民眾說些什么？

　　馬軍：有遠見的企業，應該認識到“違法成本低”、“誰污染誰就占便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也希望公眾意識到，環保問題不僅與政府和企業有關，每個人都有一份責任和權利，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一部手機，向環境污染宣戰。

　　新京報：獲獎得到的125萬美元資助，打算怎么花？

　　馬軍：我們會把所有錢都投入到公益項目上。

　　聲音

　　在過去的中國，公眾沒有一個跟蹤和舉報工業污染的途徑，馬軍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創建了一個對公眾友好的平臺，把政府已經公開的環境信息匯集到這個平臺，方便公眾獲取。這樣的創舉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環境監督中去，并且已經有近2000家企業采取措施“凈化”他們的生產。

　　——斯科爾獎對馬軍的頒獎詞

　　簡介

　　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

　　被《福布斯》譽為“世界上最慷慨的20名慈善家”的美國購物網站eBay第一任總裁杰夫·斯科爾在1999年創辦“斯科爾基金會”。每年基金會都會評選出一批優秀的社會企業家，并向他們頒獎，獲獎企業家都是向世界證明了他們的創新正在打破一個非正義、不可持續的社會現狀，并對解決世界上一些最緊迫的問題有可見的影響力。每名獲獎人能夠獲得連續三年的核心投資——125萬美元，以擴大他們工作的規模和擴展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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