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晚間，“紅通”2號嫌犯、“億元股長”李華波被押解回江西，這一天距離他逃離已經過去4年。

　　江西省人民檢察院10日發布消息稱，李華波被遣返回國后，江西檢察機關將進一步完善證據，對其依法提起公訴。

　　李華波官不大，事發前為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股長，是比科長低一級別的“官員”。但這樣一位“股長”，竟鯨吞公款達9400萬元，占了鄱陽縣當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四年前，李華波潛逃至新加坡。臨走前，給相關人員留下了三封書信，明確告知已棄職攜家眷出逃。李華波如此猖狂，但他錯估了中國對外逃貪腐懲罰的決心。

　　當然，海外追逃、追贓依然任重道遠。我國在積極推進與他國締結引渡條約和司法協助條約的同時，也在拓寬國際協作的途徑和渠道。

　　四年追逃

　　李華波，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號碼A-1256/2-2011，涉嫌貪污公款9400萬元，2011年1月潛逃至新加坡。種種跡象表明，李華波并非倉皇出逃。

　　《第一財經日報》此前報道，李華波于2011年1月潛逃新加坡前留下了三封書信。信中詳細記錄了其伙同他人，用假公章從國家專項賬戶中套取資金的作案手段。

　　2011年2月11日，江西鄱陽縣財政局原黨組副書記程四喜接到了一個海外電話，對方告訴他，自己是李華波，已經攜巨款到了國外。

　　程四喜隨后向該縣財政局原局長歐陽長青匯報，并于當天向公安機關報案。

　　李華波的囂張態度引發高層震怒。

　　“囂張近乎挑釁，李華波的貪婪和猖狂令全國震驚。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此案，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嚴肅查處、追捕逃犯、挽回損失。”中紀委官網5月10日刊載《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稱。

　　本報曾報道，李華波等人的作案手法是利用一枚假公章。為逃避財政局劃撥專項資金審批手續，李華波與他人通過私蓋偽造公章，提供虛假對賬單等手段，將縣財政局存儲在信用聯社城區分社的基建專戶中的資金9400萬元轉至李華波等預先注冊的企業賬戶上。李華波在信中提到作案動機是因為深陷澳門賭場。

　　2011年2月，鄱陽縣檢察院分別對李華波、其妻徐愛紅以涉嫌貪污罪立案偵查和逮捕。公安部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二人發布紅色通緝令。

　　根據中方提供的線索，僅出逃一個多月后，新加坡警方于2011年3月2日在一家賭場內抓獲李華波，其545.42萬新元資產亦被凍結。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督辦

　　此時，中、新兩國沒有締結引渡條約、也沒有簽署刑事司法協助協定的問題橫亙在辦案人員面前。

　　引渡、移民法遣返、異地追訴和勸返是目前中國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徑。其中，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

　　目前，中國已經與38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并且加入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含有具體引渡條款的多邊公約。

　　異地追訴，是指由中國主管機關向逃犯躲藏地國家的司法機關提供該逃犯觸犯該外國法律的犯罪證據，由該外國司法機關依據本國法律對其實行緝捕和追訴。

　　“由于中、新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只能通過移民法遣返，但是李華波又取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因此中、新雙方就通過異地追訴的形式，創造遣返條件。”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李華波的洗錢活動最早被新加坡反洗錢機構發現，中方檢察機關支持新加坡方面對李華波的刑事調查和追訴活動，兩國就此開展合作。其后李華波也愿意接受勸返，從而順利實現遣返。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直接督辦此案。在此案辦結過程中，橫向上，檢察、公安、外交、司法等有關部門組成聯合工作組，先后8次赴新加坡，與新總檢察署、警方、內政部、移民局等部門進行磋商；最高檢、外交部主要領導、駐新大使等多次做新總檢察長、外交部長等高層工作。

　　縱向看，在中紀委指導下，江西省成立“2·11”案件協調小組和專案組，查清了李華波伙同他人鯨吞9400萬元財政資金的犯罪事實。

　　“每個海外追逃追贓案件，需要逐案分析，一人一案，提出針對性對策，工作量很大。因此，需要調動每一個具體辦案人員的積極性，推動個案追討，這也是為什么中紀委近來非常注重培訓各省追贓工作的原因。”黃風表示。

　　多方合作下，李華波跨境轉移贓款和偽造移民申請資料的有關證據被陸續提交給新加坡方面。

　　2012年1月，新加坡總檢察署以“不誠實接受偷竊財產”罪名起訴李華波。2013年4月，新加坡初等法院判處李華波有期徒刑15個月。李提出上訴。

　　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李華波即日入獄服刑。根據新加坡法律，李華波將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后出獄并遣返回中國。

　　2015年1月，在公安部的協調下，新加坡方面取消了李華波的永久居留權。

　　5月9日16時，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江西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對李華波依法訊問后，向其宣讀了鄱陽縣檢察院逮捕決定書。當晚，李華波被押解回江西。

　　海外追贓

　　人回來了，錢也要回來。

　　實際上，李華波一案，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開始實施后，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第一案”。

　　2013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開始實施。新刑訴法第五編第三章中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即違法所得特別沒收程序。

　　根據這一程序，人民檢察院對在逃嫌犯在國內外的贓款贓物，都可以向法院提出沒收、凍結等申請，并通過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相關國家執行我國裁決。

　　2014年8月29日，在李華波缺席的情況下，江西上饒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沒收李華波違法所得一案。

　　上饒市人民檢察院查明，2006年~2010年間，犯罪嫌疑人李華波利用擔任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股長的職務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騙取鄱陽縣財政局基建專項資金共計人民幣9400萬元，李華波將其中2953萬余元轉至新加坡，其余款項被李華波等人用于賭博、個人消費等。

　　2015年3月，江西上饒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沒收其包括轉移到新加坡的545萬余新元在內的涉案資產。這成為我國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海外追贓第一案”。

　　長期關注國際反腐合作的學者此前告訴本報記者，國際已有關于外逃人員追贓的成熟制度，即“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這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規定各成員國需要建立的一項國際追贓法律制度。

　　這一制度的作用在于，只要能夠證明相關資產是非法所得，一國司法機關就可以簽發沒收令，并請求其他國家協助執行。但遺憾的是，我國至今仍未建立起“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而國際司法合作通常遵循對等原則，若我們不能協助外國凍結、扣押被轉移到我國境內的財產并執行外國的沒收令，有關國家可能也不愿意協助我們。

　　黃風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我國司法部正在牽頭制定《刑事司法協助法》（草案），其中就包括“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令”制度。

　　2014年11月，在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為亞太地區的反腐敗國際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礎。

　　其中就包括“拒絕為腐敗分子及其非法所得提供避風港，加強對外逃腐敗官員的引渡和遣返；加強對出入境移民活動的監管，建設相關信息共享機制并為開展反腐敗跨境合作的官員提供行政安排等方面的便利”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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